二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思潮中确立的中西文化关系的新坐标。它从理论到实践较好地解决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渗透、地位等问题，展示了对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保留、继承和发展，是符合国情的传统文化本体论。
    在注重向西方学习中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并试图在解决两大文化系统矛盾冲突中选择最佳结合点。洋务思潮的西学观，既避开了前人西学观的虚骄，又摈弃了民族文化虚无观的误区。他们对外来文化采取的是开放和理智的选择，给予西学应有的地位，并较好地解决了西学东渐后传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的新课题。60年代初，曾国藩在选派留学生时，就强调学习西方技艺的同时，“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14）。与此前后还有冯佳芬等人的立论，都萌发了一种传统文化本体的西学观。
    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特有的凝聚性和系统性，形成深厚的历史积淀，精华和糟粕掺合其中。西方文化能够冲击它却无法取代它。随着西学的深入，更多知识分子在积极探索二者的结合，思考在西学东渐中如何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中体西用观的提出，也是从一个侧面对民族文化虚无思想的防范和否定。在这个方面，首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沈毓桂作了详细阐说。1881年，他在《万国公报》撰文论述中西书院办学原则，“自以中国经书细为讲解，斯乃中西学不可偏废也。”“揆今之时，度今之势，专西学而废中学不可也，专中学而废西学亦不可也。二者得兼，庶为全才。”他坚持“西学当以中学为本，而提纲挈领固亦有道也。务愿有志西学者，忽视中学为具文，由译中国之文辞，以旁观西国之义蕴”（15）。他这种观点为近世教育方针的发萌奠定了基础。之后，吴子榛，孙家鼐、李端棻、盛宣怀等，无不对中体西用多加阐述。其共同点，都是强调在引进西学中不可偏颇于一端，力求保持中学的主导。作为办学原则，推而广之，作为一种文化立论，有其时代针对性和对后世启迪性的巨大作用。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来源于民族形式发展过程中经济、政治、社会诸多因素，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亘古不灭的强大支柱。洋务思潮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在大胆冲破封建顽固守旧、积极引进西学的同时，注意到另一种潜在的民族虚无主义的偏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本体论的观点，在他们所处的那个特殊时期，较好地解决了传统与创新的课题。
    洋务论者把中体西用付诸实践，萌发了教育立国、科技兴国的思想，把近代爱国主义自强图存引入深层次思考，探索救国新途径。
    从同文馆开始，洋务派就把办学育人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组织部分。真正意识到教育的特殊作用，创办中西学堂、培育新式人才，则是在洋务运动不断发展中逐渐演化，并形成教育救国论。洋为论者强调办学宗旨，“自强之道，以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16）。把办学育人与国家自强紧密联系，以此作为近代教育的基石。在这种教育方针中，没有丧失民族自信心，而包含明确的救亡图存、自强求富之目的；没有为西方侵略进行奴化教育、培养洋奴买办之前提，而有与外国侵略抗争，以“学战”求生存之决心。洋务运动发展中，经历了“兵战”屡败的奇辱，“商战”每每受挫的困境，在这种严重不利局势下，洋务思潮萌生了“学战”思想。他们认为外国之强强于学，办学堂育人才是自强根本。张之洞指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才，不弱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无由。（17）”郑观应指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18）”他强烈抨击旧式书院教育于国家利病、政治得失未尝一及。他们把中外强弱的差距集中在学与不学上，意识到国民素质的较量，说到底是教育的较量。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被动情势，就是因为没有发展近代教育。不创办近代学校，培养有近代意识的新兴人才，则中国永远不能立足于竞争之世，无法摆脱受制于外人的因厄。这种兴学重教思潮带有浓厚的教育救国论色彩。
    在办学中，洋务论者十分重视实业教育，引进西方科技，培养实用科技人才，从而又为教育救国增添了科技救国的内涵。还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初，洋务派和顽固派论争中，就意识到科技的作用。指出“仅以忠信为甲胃，礼仪为干橹，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19）。认识到西方船坚炮利，开始兴办军用工业，洋务派陆续创建了一批军事技术学堂。70年代后，又转向其他专业技术学堂。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派则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技术与富国强兵的关系，强调“若不从根本上下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俾于实用”（20）。长期从事洋务活动的王韬、钟天纬、郑观应、郭嵩焘等人对科技救国多有论述，反映这批既长期从事洋务实业，又曾赴西方各国考察的洋务思想家对中西学术源流、科技兴国等方面的深刻认识。他们强调“今近一切西法，无不从格致中出。制造机器，皆有格致为之根柢，非格致无以发现其理”（21）。在科技兴国思想支配下，洋务运动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引进西方自然科学和科技的热潮。在洋务运动期间，各种洋务出版机构译出的格致之书数目大约占出书总数的40%，可见规模之大。如此大量出版发行的科技译著，对于科学技术的传播，对社会生产力质的飞跃，对社会文化、思维模式的巨大影响，乃至对整个社会改造的潜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
    诚然，就中国近代社会进步的根本而言，在于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发展资本主义，以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完成对旧制度的变革。这一主题在近代社会始终无法实现。但就探索救国救亡，求得社会进步的多种途径而论，教育救国、科技兴国仍不失为一种积极进取的新思维。判断它的可贵，不在于是否成功，而在于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对民族觉醒和振兴、对社会改造所发生的深远影响。由此而论，中体西用的民族文化本体论、教育立国论、科技兴国论，无不为洋务思潮爱国主义思想库的出墙红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