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是介乎技艺和科学之间的知识形态，兼跨学理与实用两个领域。这种特性决定了中西医论争极易超出医学界而扩展到文化、社会甚至政治领域。如果要寻找一件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知识、文化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事件作为解剖标本的话，那么中西医之争无疑是一个很典型的切入点。正因如此，近代中西医之争问题，引起了医学界及史学界不少研究者的注意，并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有赵洪钧的《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河北分会1982年版）、张鸣的《旧医，还是中医？》（《读书》2002年第6期）等。李经纬主编的《中外医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马伯英等合著的《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均设专章或专节对中西医争论问题进行阐述。但这些成果对1929年废止中医之争的背景、经过缺乏必要的实证性研究，更未对此论争在推进中医科学化方面的作用给予必要的重视。这些方面，恰恰是笔者致力之处。
    近代中西医之争主要表现为处于强势的西医对中医的打压。名为中西医之争，实际上乃是科学主义思潮冲击下中医存废之问题。在中西医的对峙、对抗及冲突中，中医成为西医界及社会文化界批评的对象，处于被动的应对、辩解与抗争地位。因篇幅所限，笔者以1929年3月“废止中医案”为研究个案，通过对“废止中医案”所引发的社会风潮作实证性研究，分析西医界废止中医的理由及措施，考察中医界从学理及生存角度所作的激烈抗争，及政府对待废止中医问题的态度，借以揭示中西医之争背后的中医学理困惑、生存危机及政治情状。笔者认为，中医存废之争，不是简单的学理上的讨论，也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文化论争，而是一场中医界为寻求自身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殊死抗争。这场论争的范围，不局限于中西医学理上的是非，而是扩大到思想文化范围，甚至提升到了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卷入了政治势力及政治派系冲突的漩涡中，而争论的结果，尽管中医之生存危机并没有得到根本消除，但在中西医两大阵营对峙，冲突与融合、调适过程中，中医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自我革新与科学化之路。
    一
    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为特征的西方医学，显然是以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寸关尺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医学无法抗衡的。有人指出：“逊清末叶，海禁豁开，外潮奔入，新学竞争，酿成喧宾夺主，遂至几有取而代之之势。幸各方同志爱护国粹，联袂而起，共同奋斗，结社以资研究，办报以广宣传，开校以造后进，著书以阐学理，国医赖以保存而不废，国学赖以发扬而光大。”[1]（p.1）国医是否不废、国学是否光大姑且不论，西方医学大有取代中医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
    故当西医输入中国后，逐渐占据医界主流，成为强势阵营。清末之时，尽管有人以西方医学作比照，对中医提出了批评，甚至提出“废医论”，力倡“改良中医”，但因西医尚处幼稚阶段，中西医界尚未明显分化，故并无显著冲突。相反，时人多主张中西医之汇通。清末民初，西方医学作为“新学”重要科目纳入新式教育体制后，西医教育、西医理论及西医从业人数均呈迅速发展之势。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西医队伍基本形成，势力迅速扩大，逐渐成为足以与中医抗衡的力量。原本统一的医界，遂分为中医与西医两大“疆界”。中医界与西医界分别创立自己的医学研究团体，组成自己的职业行会，创办各自的报纸杂志，研究各自的学理问题，力谋各自的发展。
    中西医学毕竟属于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局面必然导致对峙与冲突。在五四新旧思潮激烈冲突中，知识界批评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西医界也公开与之决裂，医药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1916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余岩（余云岫），受明治维新时期废止汉医思潮影响，撰写《灵素商兑》，率先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批评；1920年，余氏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得到了杜亚泉、恽铁樵的回应，引发了1920年初关于中医理论之争。（注：余文发表后，《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当即发表回应文章《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1922年恽铁樵著《群经见智录》，次年著《伤寒论研究》，正面回应余岩《灵素商兑》的挑战，双方围绕中医基础理论之阴阳、五行、运气等进行讨论。）
    尽管中医与西医的界域此时已经分明，但无论是1920年的余杜之争，还是1922年之余恽之争，均局限于学理上的探讨，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余岩虽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式空想之上，因而是“非科学的”，但他也认可中医具有实际疗效。故20年代初中西医之争，始终是学理之争。余氏自云：“余之攻旧医，专就学理方面言之，如《灵素商兑》，如《六气论》，如《驳学校系统案》，如《与中医学会论脉书》等，纯乎学术之争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