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余氏申明废止中医“不可不取断然手段”，但他也意识到“现有旧医为数甚多，个人生计社会习惯均宜考虑，废止政策不可过骤”，故其特所设计六条“渐进方法”：“一、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营业。政府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二、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处之补充教育，授以卫生行政上必要之知识。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得永远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证书发给终了之年，嗣后无此项证书者，即应停其营业。三、旧医登记法，限至民国十九年底止。四、旧医之补充教育，限五年为止。在民国二十二年取消之，是为证书登记终了之年，以后不再训练。五、旧医研究会等，任其自由集会，并宜由政府奖励。惟此系纯粹学术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营业。六、自民国十八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至二十年以上者，得以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且此项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间，以整十五年为限，满期即不能适用。”。[13]（p.185）余氏显然意识到这些废止中医办法会引起中医界抵制，故特提出要“取缔反对宣传”，即一旦废止中医案通过，禁止中医界作任何宣传性辩解：“眼红耳热，动曰火旺；烦躁易怒，辄称肝气，严格言之，都属反动。”这显然是动用政治势力，给中医扣上“反动”帽子，迫其就范。他建议政府对下列三项“明令禁止”：一为禁止登报介绍旧医；二为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之宣传；三为禁止设立旧医学校。[13]（p.186）
    余氏所列废止中医之具体办法，将目标锁定在根除中医之生存基础上：尽管不立即禁绝中医，但通过中医登记，听任年老中医老死，不准办学而使中医界后继无人，以达到中医自然消亡之目的。这种釜底抽薪之策，真可谓老辣而阴狠。
    余岩废止中医之理由，在他自己看来是非常充足的，但其偏颇之处也是明显的。其将中医理论全部否定，断定为“凭空结撰，全非事实”，并非科学态度；其根本否定中医临床治疗之实效，将中医诊断视为“纬侯之学”，系“穿凿附会，自欺欺人”，难以令人信服；其将中医混同于“巫祝谶纬之道”，视为封建迷信和神坛医药，更是片面的极端之辞；其将中医与近代卫生行政对立起来，并将中医视为卫生行政之障碍，更是武断之语。至于利用政治势力强令废止中医、禁止中医宣传等办法，不仅难为中医界接受，而且也不易令社会各界赞同。这些认识上之误区及措施上之失当，为中医界之反击提供了借口，也使社会各界对其废止中医之言行产生了某种怀疑。
    考虑到余岩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其实施办法则显得和缓许多。该议案规定了废止中医之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14]这便是著名的“废止中医案”。
    尽管如此，余岩提案及会议决议案一旦实施，中医之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也正因如此，中央卫生会议所通过的议案及余岩之提案公布后，立即遭到了中医界的强烈反抗，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卫生会议，没有邀请中医代表参加，引起中医界之不满。但他们像西医界人士一样，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展。1929年2月25日，上海《新闻报》率先报道了中央卫生会议消息：“余委员岩等提议人说明理由甚详。主席声明此案与卫生行政会议、移送统一医士登记办法附件，制定中医登记年限案，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设立中医研究所各案，有连带关系，合并讨论。”2月26日，该报继续报道：“褚委员民谊报告，二十四日晚审查通过，拟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等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照案通过。时已过午，休息，下午继续开会，仍由褚民谊报告审查各案，结果均通过。”[15]这是“废止中医案”首次为中医界知晓。但对于提案内容及决议内容，社会各界并未了解，仅从议案名称上推测，这些议案对中医界并不有利。两天后，该报以《胡定安大义灭亲》为题，报道了参加此次会议之南京卫生局长胡定安对中医的抨击及“取缔中医庸医”的言论：“大会闭幕前，胡君复本此意演说，并谓鄙人希望为国办事，须本革命精神，个人位置尽可牺牲，执行取缔，不必顾虑。”[16]这使中医界感到：西医界酝酿多年的“废止中医”主张即将付诸实施。
    3月初，上海中医界通过各种渠道首先知晓议案内容后，颇感震惊，立即商讨应对之法。但当时中医界对于这件事，“惟有各自大发牢骚，痛骂国民政府处置不当，此外，只是听其自然，静观其变而已”[17]（p.74）。这种情况说明，当时中医界并无团结起来进行抗争之想法，更未预料到随后中医界会掀起震动全国之抗争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