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医界之抗议、抗争举动，带动了全国中医界的声援活动，也引起了社会各界之关注。废止中医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学理讨论”，而成为一种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也不仅仅是医界内部之争论，而是社会上议论之话题。天津、杭州、苏州、南京等地中医界纷纷发表通电，支持上海中医界抗争举动，派人参加全国医药团体大会，并致电国民政府卫生部，请求取消决议案。
    在全国众多的反对废止中医案的通电宣言中，天津中医药界宣言颇值得注意。该宣言除了谴责西医界利用政治势力打压中医外，还特别强调：“中医秉几千年之历史，中药有数千万之产额，其所系之职工，不啻万千，如一旦废止，其关系民生之巨，自不待言。……如果一旦中国医药消灭，则西医横察病症，西药垄断市面，中医固为淘汰，中药只能充柴，则西药乘此得有巨额经济之侵入，中药因此受几千万之损失，职工失业，是故当然，则社会未来之恐慌，实令人不敢追想矣。”[21]将废止中医带来之经济、社会后果明确陈述出来。
    3月17日，上海中医界发起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如期举行。为了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和拥护，上海中医、中药两界分别停业半天，各中药店门前张贴许多醒目标语，如“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罢工半日，表示我们的力量”等。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巨幅对联。出席大会的有江苏、浙江、安徽等15省132个团体的代表共262人。
    隋瀚英在开幕词中说明召开此次大会之目的，是“共谋医药之进步，对于日前之障碍，宜如何排除，对于事后之设施，宜如何措置。”全国商联会代表冯少山、总商会代表林康侯、国货维持会代表王介安、各路商界联合会代表邬志豪等10多位来宾演讲。冯少山称：“鄙人居第三者地位，根据事实与自身之试验，认定中医药极有提倡之价值与必要，万无废止之可能与理由，希望医药界同志一致努力，不难达到最后之目的。”林康侯称：“取缔中医，势必连带推翻中药，提倡西药，无异提倡帝国主义。中医药界宜联合起来，反抗经济侵略，总商会愿取一致行动。”[22]
    3月19日下午，大会发表了大会宣言，宣布闭幕。大会宣言对余岩为代表的西医界操纵中央卫生委员会，藉其参政之势力摧残中医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抨击，强调“中医之真价值，决不在西医之下”，并明确了此次抗争之具体目标：“消极的据理请愿政府，迅予撤消原案并惩戒提案人余岩；积极的努力书报刊物，广设医校医院以及一切求学术之改良进步，为民众之健康，皆有具体计划，非孜孜为个人之生活计也。向此目标协力进行，不达目的誓不中止。”[23]为了将抗争进行到底，大会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组成赴京请愿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当天晚上，请愿团在各地来沪代表的欢送下登车赴京。
    至此，全国中医界为保存中医而进行的生存抗争，已经不仅是一种引起各界关注的社会问题，而且成为国民政府需要注意及应对的政治问题了。
    三
    中央卫生会议排除中医参加，在中医界看来是西医界得到政府支持的结果，而余岩等人提出废止中医案，更被中医界视为依政治势力压制、摧残乃至消灭中医的举动。因此，中医界首先将火力集中于余岩及其提案上。
    中医界反抗废止中医案，一开始便不与西医就中医优劣问题作学理上的讨论，而是逐条批驳余岩等人废止中医之理由，并将中医存废置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辩。3月11日，上海《医界春秋》社等8团体发表通电，指责余岩利用卫生部和中央会议等行政手段，打压中医界，将其废止中医上升到“摧残国粹学术”的高度。余岩等人废止中医理由中，对中医理论及中医诊治法猛烈攻击，认为其不合乎科学。中医界以中医治疗之实效，批驳中医不科学的论调，认为医药是否有效，关键看其治疗实效，并非单纯观其是否认识“病体”，更非仅仅视乎新旧：“夫治病岂仅认识病体而已，必也观其后效”，余氏以中医不识病体而凭借政府政治势力“横加取缔”，乃“武断”之举。余岩指责中医肺腑六气之说，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而中医界则斥责余氏之论乃“妄人之言，故事中伤”，[24]中医界认为，余氏说中医诊断是“伪法”、是“穿凿附会”，这是不能成立的。他们一再申明，“中医自有中医诊断之法，勘定病别之类”，并非“巫祝谶纬之道”。故指责余岩为首提出的废止中医案是“反动性专制式之怪议案”，是为“帝国主义者辟一医药侵略之新途径”。[25]
    针对余岩在提案中指责中医“反动”之语，中医界声称中医完全合乎三民主义，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是“极端之民族主义”。中医对于保护中华民族之生命延续，对于中国人口之兴盛繁衍，具有不可磨灭之“伟绩”，故“我中医之功在民族民生，无背于先总理三民主义”。余岩给中医扣上“旧医”帽子，乃“间接违反三民主义”[25]。中医界对西医这种驳难，显然已非学理争论，而是意识形态化之政治攻击，是将中医存废问题提升到是否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层面，争取政治上之优势。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医界反而指责西医界废止中医乃违背三民主义之举。其分析云：“一曰民族主义，西医主张废置中医中药，尽改西医西药，使我全民民族之生命，操于西医西药之手，他日西医之技，不传吾国，西方之药不输我国，此时中医中药已绝迹，西医西药又告穷，则吾全民民族之生命，将何所托命？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此亡族主义也。二曰民权主义，西医以极少数之意见，乃处心积虑，利用时机，欲以压迫数百万之中医中药界，不顾民权，莫此为甚。三曰民生主义，吾国业国医国药者数百万人，西医竟欲尽以西医西药养其席，招致外宾，为座上客，挥使同胞无啖饭地，民生主义之谓何！”[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