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那些不赞同废止中医者，也多主张中医应该改良、整顿、革新，应该科学化。薛笃弼云：“近日屡得医药界召集会议发表意见，藉此可以促醒我国医药界之墨守成规，从今如能悉心研究，加以改良，自不受天然淘汰，但须要科学化，中医西医化，西医中医化。”[36]经历了此次生死抗争的中医界不少有识之士，也深刻意识到中医革新、中医科学化的迫切性。请愿代表在返沪后的报告中指出：“政府社会既一致认为中国医药有保存之必要，更望我侪同志努力研讨改进，以期发吾国光。”[39]3月28日，在全国医药团体总联会会议上，丁仲英发表意见云：“中医之改进，责在中医自身，若不自己奋发，必无好果。”[43]显然已经意识到中医科学化之迫切性，并将中医科学化之责任寄托在中医界人士身上。
    这样，在这次生存抗争中幸存下来的中医界，为了谋求自身之生存，不得不开始对中医理论进行革新和改良，不得不接受中医科学化主张，自觉地进行中医科学化尝试。同时，西医界在这次论争中尽管未能达到废止旧医之目的，但却迫使中医自身进行改良，并开始走上科学化道路，未尝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胜利。中西医界之争，在激烈的对峙、冲突之后，必然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妥协与调适。中医界谋自身科学化的同时，西医界也注重研究中医药，以发明中医新理，提高中国近代医学的水准。30年代之“科学中医化”运动（注：关于30年代之中医科学化运动，留待他文专论。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医界开始其科学化之努力，但并未因此减弱西医界对中医之打压。1934年，傅斯年接连发表《所谓国医》、《再论所谓国医》，再次提出废止中医问题，引发了新一轮的废止中医之争。关于此次论争之情况及评述，参见拙文《傅斯年与1930年代的废止中医之争》（“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山东聊城，2004年8月）。），不仅仅是中医界单方面努力之结果，也与西医界之推动密切相关。
    中医科学化的实质，就是用近代西方科学方法及科学原则整理中医理论，将中医纳入到近代科学体系中。因中西医学分属两个性质不同的知识体系，用西医方法和近代医学标准促使中医科学化，未必是中医的真正出路。故后人对中医科学化之得失褒贬不一。但在科学主义盛行之年代，中医为了寻求生存与发展，还有另外更好的道路可以选择吗？
    （作者附言：本文中引文均已与原文核对，而原文中颇有不合今日文法之处，恕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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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余岩。致时事新报沧波先生书[J].社会医报，1929,（58），1929-03-23.
    [11]余岩对旧医反响之表示[N].申报，1929-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