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富国”、“商战”，发展民族经济思想，反映洋务思潮爱国主义对外国经济侵略的抵制和反抗，反映他们不自觉地改变封建经济基础的大胆尝试。
    “富国论”发韧于洋务运动求强向求富的转变。其思想基础源于抵制外来经济侵略、发展本国民族经济，由兵战向商战延伸，以经济的发展求得民族的生存和振兴。因而洋务思潮包含有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升华。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警惕和抵御，始终是洋务论者的重要思想。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与各国通商宜以商战”、“分洋商之利”、“以商敌国”、“寓兵于商”等较为普遍出现的公私文书中，反映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社会局势的新变化。一方面固然是洋务运动发展的客观要求对民用工业的依赖性，以及发展民族经济紧迫性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则是对外贸易的急剧变化，中国对外贸易由出超迅速转为入超，大量外货倾销内地，充斥市场，白银外流，财源固竭，民间小手工业大量破产，种种社会矛盾隐显于外经活动背景之中。洋务论者主张采取必要经济手段抵制外国商品的流入，限制洋货市场，发展民族的工商业，他们的这些观点逐渐发展为商战救国论。
    在洋务论者的富国商战思想中，“富”与“强”是紧密相联的。“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强，尤其富在民生，而本国乃可益固”（22）。陈炽指出：“商务之盛衰，必系国家之轻重，虽百世可知矣。（23）”他们认识鸦片战争以来国运不昌的经济原因，其中之一是由于经济实力的不足。所以他们概括“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24）。这种富强并举思想是近代爱国主义的新特点，它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从一个侧面把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有机地结合起来。贯穿近代，时常困扰人们思想的社会状况是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落后的交叉错位。这种交叉错位常使思想家们裹足不前，或囿于一端而失之偏颇。洋务论者的富强并举既考虑到争取民族的富强，又把社会进步作为达到民族强盛的重要手段，他们与顽固守旧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寻找了一条正确的自强道路，尽管这条道路最终未能使国家富强，但他们在所处时代所作的积极探索，开近代工业之先河，发展民族经济之创举，又无疑为后来者铺路。他们在思想上为呼之欲出的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潮开道，甚至他们思想的误区，也为后世的变法提供了新思潮的突破口。从这个意义上讲，洋务思潮又正是戊戌维新思潮的直接思想先导。洋务思潮推出近代意义的“富强”之声，激励着一代仁人志士为之探索，为之奔波，为之奋斗，并最终汇入近代爱国主义主题，成为超越某一特殊时期、凝聚为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瑰宝。
    伴随富国论的中心议题是“商战”论。王韬意识到，“彼所患者，不在我兵力，而在我之商力，盖恐我国以商力与之争衡耳”（23）。郑观应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提出用“兵战”对付军事侵略，用“商战”对付经济侵略的观点。商战与重商紧密结合，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抗御外国资本侵略掠夺直接联系，把它放在国家民族强盛的高度认识，把发展资本主义的时代任务以商战论概括，体现其经济思想的资产阶级属性。
    “商战论”没有泛泛停留在一般重商、互市、收回利权，而是集中把对外贸易置于重要地位，这固然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也由此构筑了一个以对外贸易为中心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体系。尽管这个体系是模糊、松散的，更谈不到上升到资本主义经济理论高度，但却为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当世界进入资本时代后，对外贸易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性经济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外贸的顺逆反映的是国力的强弱，是经济法则无情的批判。不能以经济实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无法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这种经济与政治的恶性循环，导致了中国近代100多年困于外侵而无法自拔。所以，就那个时代而言，尽管“商战”的实效是微小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愿望也一次次化为泡影，但它在唤起民族觉醒，探索民族振兴途径，对近代工业的推动，为维新思潮的经济纲领，为后代中国人解决面临的严峻课题，提供了思想素材。
    洋务思潮的爱国主义思想在近代一个时期曾经成为一面旗帜，其实践作用也颇有建树。但就解决时代课题求得民族的独立、自主、富强，发展资本主义的实际进展说，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客观的外部环境固然是制约他们的不利因素。而自身的不成熟、软弱和对封建思想的过多依赖，同样也防碍了他们。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河看，洋务思潮的爱国主义又是整个民族爱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道咸同光奏议》，卷三，第14页。
    ②《校邠庐抗议》，卷下，第73页。
    ③④⑤《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第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