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对中华文化的劫掠与摧残
    1.日本对华文化摧残最为显著的就是对文化名城及古建筑的破坏。在抗日战争期间，众多有着深刻文化底蕴的名城和古建筑，在日军的破坏下尽成废墟。日军攻占南京时，对城区狂轰滥炸，修建于明朝初年的古城墙，公元6世纪的古雕刻石麒麟等等毁于一旦。有的古建筑被日军拆毁或改作军用，有的则被日军纵火焚烧，尤其是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推行“三光”政策，更使各类名城古建遭到灭顶之灾。如1941年2月，日军洗劫了鄂尔多斯草原蒙古族人民的宗教和文化中心--内蒙古召庙，之后又将其付之一炬。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先后有930余座城市先后被日军攻占，此外还有不少城市，如重庆等，虽未被攻占却反复遭到空袭。[8]兵燹过后，名城面目全非，古建筑尽成瓦砾。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调查统计的《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中，列出全国各地（除东北、台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被毁的古迹有741处，何及实际情形之十一！
    2.对中国文物珍宝的掠夺则是日本对华文化劫掠的重点之一。首先，是对古遗址的破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对中国沦陷区的各处古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有计划的盗掘。各种所谓的学术团体对山西、陕西、山东、东北三省等地的各珍贵的遗址遗迹，如云冈石窟、元上都遗址等等进行了勘测和盗掘。自1940年开始，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东亚文化协会和东京帝国大学等等团体和个人在日军占领区内进行了大规模考察和盗掘。1942年，日本军队也直接投入到对吉林晖春八连城的盗掘活动。曲阜汉鲁灵光殿遗址、辽太祖阿保机陵等等也先后被日人盗掘，劫走包括阿保机夫妇玉册在内的大量文物。他们搜刮珍稀文物，对遗址随意损害，使得珍贵的历史遗迹一片狼藉。[9]
    其次，是对中国文物的掳掠。抗战期间被日本公然劫掠和破坏的文物数量，足以令世界震惊。就公共文物而言，1937年以前，全国比较有影响的博物馆有37家，1944年全国仅存18家，[10]（P166）其他附属于学校或图书馆中的博物馆也有3/4被毁。故宫文物数量既多，价值且高，1933年打包成13427箱零64件转移到南京。战事爆发后，再迁西南大后方，途中日机轰炸、车船事故、雨淋蚁蛀，损失约计140箱。另有2953箱文物未及运走，除大部分被日军“整理”后运往日本外，不便装船运输的则付之一炬或当作器具使用。此外，特别贵重文物，如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失踪，日本同样难辞其咎。绝大多数私人收藏亦未能幸免。如苏州沦陷后，日本华中派遣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按照抢到的古物字画目录四处搜刮。从北到南，凡被日军占领过的城镇，金银珠宝、古玩字画无不被席卷一空。日本文物贩子也掠走了不少文物。如日本的山中商会，专门从事贩卖中国文物的业务，其中一宗就是盗卖山西太原天龙山佛教石窟造像群，这个拥有1500年历史的佛教艺术精品群如今只剩下满目的断头残臂！
    据《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统计，战时中国被劫被毁之公私文物包括书籍、字画、碑帖、古物、古迹、艺术品、仪器、标本、地图、杂件等等，合计为3607074件、741处、1870箱，估价达9885546元。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述资料所列出的损失数字远远不是全部。据1945年8月31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呈文所附《我国历年被日本掠夺文物清册》记载，日本公开收藏从中国掠夺来文物的公私机关有东京帝室博物馆、东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等63家，私人收藏者所藏中国文物不可计数。据中国文物学会的统计，我国流失文物上百万件，属于精品的达几十万件，而目前日本仍是中国流失文物最大的收藏国之一。
    3.对图书的毁坏与掠夺是日本对华文化劫掠的重中之重。从孤本、善本到新近出版的各种版本的图书，从政治、经济到历史、文化等方面内容的图书都在日军搜索之列。据中华图书馆协会统计，1936年全国有各类图书馆1576所，其中包括社会教育所附设的小图书馆，但是到1946年已减少到831所。对中国战时损失图书数量推断各有不同，1939年杨家骆提出，“我国著作有名数可稽者约400万卷，存于今者不及其半”，“战区图书馆之损失……数十倍于历代散亡之率。”[11]韩启桐在1946年指出：“中国各类图书馆所损失的图书在1500万册以上，内中含有不少稀珍古籍。”[12]（P57）同年，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统计，从“七·七事变”起，东南各省图书馆损失书刊在1000万册以上。[13]（P110、184、141）而今人农伟雄、关健文推测，战前中国图书馆的馆藏量估计在2500万册左右，经日军狂轰滥炸、劫夺焚烧后损失六成，总数不在1500万册以下。[14]上述仅是公共藏书，而私人藏书损失数量虽巨却无从统计。
    4.日本对华文化侵略重点之三就是有计划的摧毁中国的教育、文化和学术机关。各级各类学校、书店、研究院所、博物馆、图书馆、书局等等屡屡成为日机轰炸目标。1940年5月，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联名揭露日军暴行：“自五月二十一日以还，敌每日动辄以百余架以上之轰炸机，狂炸此间各大中学、医院、住宅区，以及其他绝无军事目标之区域，徒使无辜男女与青年学子体解肢离，血肉狼藉，多数校舍课室，尽夷为瓦砾之场，凡此惨目惊心之现象，实暴露日人惨无人道之暴行……盖敌欲摧残文化之蓄意，使我后死者刻骨铭心，恻恒无已也。”[15]堪称中国近代出版业巨擘的商务印书馆，被日军轰炸、焚毁、查封的分支馆和印刷工厂达33家，[16]被日军掳走的书籍、“征用”的原材料无法精确统计。其他如正中书局、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等等，亦损失惨重，无法一一列举。
    据韩启桐估计，到1943年全国文教机构损失情况如下：在全国专科以上高等院校中，国立26所院校损失35970千元。省立20所院校损失7700千元。私立43所院校损失31080千元。总上89所院校，合共损失74750千元；抗战6年沦陷区中等学校总约1450所，损失约为118900千元，再加上后方被炸损失，合共损失不低于150000千元；沦陷区小学校数约计100000处，损失额为181000千元，共损失约计200000千元；社会教育机关包含一切短期民众学校、教养院、体育场、公园、古物保存所、博物院、图书馆等，损失更难计算，仅以普通财产为限，图书、古物等项损失不在此列，沦陷区损失共约93500千元，加入后方损失，总计损失534750千元。[12]（P57）韩氏估计虽颇为客观，但仅至1943年，当时战争尚未结束，各方面资料难以收集，难免有所疏漏。抗战胜利后，教育部对全国公私学校、教育机关等之损失加以调查，得出结果：全国教育文化事业损失总计966023.490千元。[10]（P166）由于种种原因，此一数据亦只能算是“最低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