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在华实行文化专制与奴化教育
    1.强化美化侵略宣传。侵华期间，日本出现了很多支持政府侵略扩张的侵略理论，其中对华影响较大的有“东亚联盟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东亚联盟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建设纲要》和《昭和维新论》等文章为标志，成为一种系统的侵略理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以东方的“王道主义”，来反对西方的“霸道主义”；第二，结成东亚联盟的条件有：“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后来又加上了一条“文化沟通”。[17]实质是要东亚各国打开国门，任其侵略、剥削。“大东亚共荣圈”一词也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1941年，外相松冈洋右阐述：“这个大东亚共荣圈与过去被称为东亚新秩序乃至东亚安定圈是同样的，它包括荷属印度尼西亚、法属印度支那、日满华是其一环。”[18]使之成为日本国策，企图将东亚民族绑上其侵略扩张的战车成为其大后方。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扩张至包括澳洲在内的整个南洋地区。
    2.控制传播媒介。一方面，日军自办、扶植各类媒体，占领宣传阵地。据统计，“七·七事变”后日军在中国19省创办汉奸或亲日报纸，约139种，最多时达600-900种。[19]（P553）各日军集团均有专门的报道宣传机构，或机关报，《迅报》就是华南日军司令部的机关报。1944年9月，日本授意成立中国新闻协会，除华北政务委员会所辖各报社外，计有华籍报社45家，日籍在华报社11家参加。电影方面，日本先后扶植建立了长春“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北京“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等，垄断了东北、华北和汪伪政权控制区的电影制作和发行。这些电影公司不得不听从日军号令，在不同程度上为日本侵华服务。日军还开办广播电台，如伪满洲国的“新京放送局”，北平伪临时政府的“中央广播电台”，上海的“大上海广播电台”，南京的“南京广播电台”（后汪伪将其改称为“中央广播电台”）等约50多座广播电台。
    另一方面，严格推行审查制度，实行文化专制。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即接收了原南京国民政府上海新闻检查所，规定上海地区的新闻检查“归日军报道部管辖”。各伪政府成立后，沦陷区各新闻媒体的控制即假手于各伪政权，包括新闻审查、电影审查、出版业审查，及对文艺界的控制等。1941年底，日军进驻上海租界，特派员到上海新闻检查所协助检查，并拟定“新闻通讯应行注意事项”，规定凡日军不允许报道之事一律不得予以报道。对一切不利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电影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日军坚决给予删改或停映。如电影《天涯歌女》中歌词“唱不得白山黑水徒伤心”即被删。出版物则规定不得登载“违反国策”的内容。上海最大的出版机关“新书业公会”被取缔，该会所属之商务、中华、大东、世界、生活、开明、光明等书局书店均遭检查。对于文艺界，日本侵略者一方面限制进步文艺，一方面扶植汉奸剧团，编审“和平建国”样板戏巡回演出。并培养汉奸音乐人，编写以“东亚联盟”、“反共清乡”等为主题的歌曲，供各地学生、伪军咏唱。而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200多首抗日救亡歌曲被禁演禁唱。在日伪的严厉控制下，美术、摄影等艺术部门也是一片沉寂，所有反映抗日爱国题材的作品均被严加取缔。
    3.推行奴化教育。首先，在日本军国主义授意下各沦陷区均定有奴化教育方针，其用词虽有不同，但主要内容无外乎“铲除狭隘之排外思想”[20]（P334）、“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始基”、“根绝容共思想”、“亲仁善邻”[21]等等。在此种教育方针指导下，各沦陷区全面推行了奴化教育。
    其次，对沦陷区教材进行篡改和删减，凡含有民族国家意识，或足以引起民族国家仇恨的内容，一律加以删改。国语、史地、社会、公民等教科书中有关国耻史料、不平等条约、“九·一八”、三民主义等内容都完全被删掉。各师范学院原来的教育课本一律禁用，伪教育部于1941年上半年编制成“新教育课本”供各校使用。有的地方甚至禁止讲授中国历史、地理课，代之以“东亚和平”、“中日亲善”等内容。
    再次，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全力推行日语，要求将日语列为必修课，日语考试不及格者不得升级、不准毕业。在河南省，强制教职员入夜校学习日语，并以之为晋级加薪的重要条件。日语教员都是经过日本“大东亚省”审查后，再由当地日本特务机关分派来的日本人，实际负责对学校的监视和控制。日语教材统一使用日本东亚同文院编纂的日语教科书，主要宣传“大东亚新秩序”、“爱护皇军”、“东亚共荣”、“日汪提携”等等内容。甚至将伪“满洲国”当作一个国家，把中国版图割去东北四省。日本侵略者还在各地设立专门的日语学校教授日语。以广东省为例，几乎所有日军占领地都办有日语学校：广州5所，学生681人；汕头5所，学生约400多人；海南岛陵水县5所，学生300多人；临高县凡是被日军侵占的乡镇都建有日语学校。[22]校长和教师均由日本人担任，强迫学生学习日语和日本地理、历史，即使音乐课也以教唱日本歌曲为主。
    最后，对教师进行亲日训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每年抽调中学教师到师资讲肄馆学习，毕业后送到日本参观，培养成为推行奴化教育骨干。河南教育厅召集各校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等参加训练班，主要是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支持大东亚战争”，并进行军事训练。汪伪政府规定，“清乡”区内的中小学教师必须学习“和运理论”、“清乡要义”等课程，以“统一教职人员思想”。[23]对那些“妨碍邦交”的教师，则给予严厉制裁。在浙江，日本特务机关人员常对教师进行思想问题测验，不合格者免职，他们还选送部分学员受训回各校对教员进行监视。
    4.迫害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日本军国主义采取逮捕、暗杀及公开捕杀等种种卑劣行径迫害进步知识分子，打击抗日爱国势力。影响较大的是燕大教授被捕案。1941年12月8日，日本宪兵占领燕京大学，将外籍教师除一名瑞士籍教授和一名日籍教授外，都遣送到山东潍坊县的集中营关押，16名中国籍知名教授和青年教师被日军羁押，备受凌辱。半年后进行审判，出狱后还在日伪特务监视下生活。北大红楼也成了北平日本宪兵的总部，许多爱国人士在此被刑讯逼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