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举制度下，中央政府会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差异，有意识地进行名额分配，这有可能赋予科举拥有某种代议的形式及功能，为参政议政提供便利条件。文化发达地区的科举名额受到一定限制，不发达地区则得到一些必要的照顾，这不仅仅是如何实现教育公平的策略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人才的合理分布和流动提供有效的机制保障。不管多么偏远的农村地区，也一定会存在一个通过科举制认可的士绅阶层，他们是当地最有文化的人群，往往扮演地方代言人的角色。
    

位于南京的中国科举博物馆。
    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起，至今已过去一百一十年。在过去的百年中，经过革命与现代化思潮的洗礼，“科举”在人们头脑中一直是帝制腐朽的象征，科举被废既是发动革命的理由，也是清朝崩亡的前兆，更屡被嘲讽成古代教育制度失败的一个负面标本。科举制似乎不值得大家花时间加以认真关注，它充其量只能作为批判的对象，甚至直接沦落为一个衰落王朝推行弱智教育的符号。
    如今，这种不正常的状态终于有所改变了，史学界开始认真检讨过去的评价，希望从全新的角度对科举制进行更准确的定位。
    科举制仅仅是一场考试？
    为什么要对科举制进行重新定位呢？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中，科举制向来就是一个经常被妖魔化的名词，一谈到科举，人们脑子里几乎会不约而同地闪现出《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的滑稽故事。范进这个人穷年累月地应试，人到中年突然中举，听到消息后一激动晕厥过去，还得靠老丈人一大嘴巴把他扇个半醒，从此就开始变得不正常，这就是一名典型科举考生的猥琐形象，也喻示着广大科举士子的共同命运。在我们的头脑里，科举只能造就一帮死背经书教条，毫无实践能力的读书人。我记得《范进中举》一度收入了中学课本，作为必读范文。在一代代学生的记忆中，范进的形象被刻意丑化成整个科举制戕害人性的缩影。大家对科举制的印象，基本上是从这个故事的叙述逻辑里面获得的。
    从历史上看，科举制的取缔是和清朝的灭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彼此前后相续。科举制的废除，也跟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展开过程密不可分。这种预设的关联性隐藏着一种危险，很容易让我们不假思索地得出以下结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生成，只有通过废除科举制才能达致。这个逻辑把废除科举与清朝崩灭、民国肇建等历史现象自然勾连在一起，形成一套毋庸置疑的历史叙事，进入所有各个层次的教科书里面，以致于无论讨论宪政改革还是武装革命，科举废除的必然性都是不容质疑的。
    在人们的眼中，科举这东西就是一个垃圾，清除它的恶劣影响变成了革命、民主和现代国家建立的前提条件。科举制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其特点何在，在以往的研究视野里基本是缺席的。我觉得这种局面如果仍不加以改变的话，不仅对于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的研究，而且对现代政治制度是如何建立的、对中国民主制度应该向何处去等等问题的有效解决，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障碍。
    那么，科举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大家可能完全不了解。一般只是习惯地认为，科举制度就是一场考试而已，一提科举好像直接可以和八股文画等号，充其量是教育史研究的对象，这种理解显然过于狭窄。其实，完整的科举考试共有三场，不仅包括《四书》《五经》的记诵，还包括诏、诰、表、判和策问等内容，八股文只占第一场中的很一小部分。假如只知道有第一场，把后面两场都排除在观察视线之外的话，那么这个所谓科举，只不过是其全部内容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而已。科举的考试结构相当复杂，我们必须改变以往过于简单的认识。
    科举制的最大优势是合理配置人才
    在具体论述科举制的试题结构之前，我想先谈谈科举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特点。我们不能把科举制仅仅看成是一个狭隘的考试系统，而应该把它看成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建立的基础。这个基础的特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科举制表现出的第一个特点，是对知识群体身份的合理分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科举考试是一次选拔官僚人才的过程，你要想当官就必须通过考试，考试过关之后就可以当官，但这个官不是随便当的，必须通过特定的选拔程序，再分别安排在适宜的位置。例如，考中进士的可以进翰林院，有机会当上宫廷里面的大臣；考中举人，虽然进不了中央一级的机构，但可以当县官，也就是现在所谓中层干部；只考中秀才，县官当不上，那就在乡村里面当教书先生，当一名乡绅。这个选拔和安排人才的机制非常棒，为什么？因为它基本会严格按照你考试时显露出的才能，分别配置在上、中、下三个层次，各司其职，各得其位，各有所值，形成一种虽不是绝对均匀，却相对合理的分布状况。大家一定要记住，无论中西古今，从来就没有一个制度是绝对完善的，所以才有人说，民主制度也是政治制度里面相对不坏的制度，科举制度也一样，大家千万不要把它理想化。
    第二个特点是，这套人才分配的制度是上下循环流动的，不是固定在某个位置始终不变，这是它跟贵族等级制度最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普通人只要不懈地努力考试，就有可能进入官僚行列。相对应的是，中了举当了大官，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在城里生活，退休之后还得返乡服务。为什么太平天国鼎盛一时，却最后败在曾国藩的手里？就因为曾国藩考中进士进了翰林院，当上了内阁学士这样的中央高官之后，还是要守母丧返乡，太平天国之乱时他正好在老家当乡绅，要不是靠曾国藩这个京城回来的乡绅组织团练拼命抵抗太平军，大清那时候早就完蛋了，肯定扛不到宣统三年。所以，科举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流动的。当初你只是个秀才也没关系，就看你的真本事，哪怕考三十年你也可能最后当上一个大官，当然一辈子考不上的事同样经常发生。
    既然科举制的最大优势是尽量均匀地把人才合理布局在社会各个阶层，同时上下循环更替流动，它就为中国基层的乡村政权建设，奠定了很好的文化基础。不管你当过多大的官，都有回归祖宗故里的情结，退休后大多选择返老还乡，为地方社会和文化事业做贡献。当代官员肯定做不到这点，为什么？因为没有制度保障把人才留在基层。
    现在乡下年轻人一旦考上大学，全打算留在城里，有几个肯回乡服务的？即使城里的大学毕业生愿意下乡，那都是去当村官干个一年半载，给自己的公务员履历镀上点儿金，终极目标还是回城里谋职。但科举制度之下，秀才就能终生扎根乡下，今天的中国还有这样的“秀才”吗？肯定少之又少！他们不是靠道德感召，不是靠纪委监察，而是靠制度运行的保证，秀才升不上去，他只能待在乡下，却因有文化修养，能够在基层获得较高的地位，可以安心服务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