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与高考的比较
    前文已提到，我们对科举制的最大误解，就是把它等同于八股文。八股文确实可以看作是科举制度的一个核心部分，因为第一场就要考《四书》《五经》，你必须把经书内容背得很熟，还要作试帖诗，诗也定好了韵律和主题，非常刻板。但是有一点，八股文训练对于培养一个人的经典修养是有好处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国学知识那么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记诵的程度不够。
    与此相关的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科举考试另外几场的重要性，第二、三场有诰、有表、有判、有策问。什么叫诰？就是模仿皇帝的语气发布文书，这个诰非常难写，你怎么站在皇帝的立场看整个政治的变化？就像今天让你模仿中央领导的语气写一份报告，要写得好确实不容易。什么叫表？是指臣民向皇帝陈述意见的一种文书，要写得透彻得体，有相当的难度。判是考验考生的断案能力，现在高考有这种卷子吗？即使有你也未必能答得好。最重要的是策问，什么是策问？那是考验应试者对实际事务的处理能力。考官提出的问题往往涵盖实际行政事务的方方面面，诸如吏治、仓储、水利、缉盗、钱币、地理等方面的知识。考官会假设，如果你当一个县官，或者当一个基层地区的领导，你必须根据整个地区的现状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相当于如今的中层干部提交一份施政报告，我想，按现在一般高中学生的训练，绝对答不出来。
    这里可再举一个例子，有一道策问题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首先考官声明说，你们这些考生都是从乡下来的，应该对地方状况很熟悉，那么，你们可知中国的保甲制度严格来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到现在为止实施的情况又怎么样？第二个问题与保甲实行的具体状态相关，那就是让你做一个保甲推行者的话，你应该怎么办？熟悉保甲史的人都知道，保甲实施的前提是必须按村和户的规模进行设计，但很多地方居民住得过于分散，有的住在山上，有的散住在谷底，有的渔民则长年住在船上，四处流动，面对这种种复杂的情况，怎么实行保甲？用现在的时髦话说就是，怎么才能更加有效地进行基层地方治理？
    你看，这是多么精彩的一个问题，现在有几个学生能答得出来？弄不好拿到卷子都傻了，反正我当时答不出来，至少我得琢磨一阵，也不见得就一定答得好。这就是除八股文之外，科举考试的另一部分真实内容。
    到了近代，科举制实行改革，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向皇帝递上了《江楚会奏三疏》，主张更多地在科举考试中引进西方科学的内容。在具体的改革举措中，更是主张干脆把策论拿到第一场，《四书》《五经》挪到最后去。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翻翻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这本书是给考生准备的基本阅读书目，里面列了两千多种书，甚至包括算学、地理学等与近现代科技相关的著作。这书目是作为国学基本常识编纂的，也可当作科举考试的基本辅助教材。我一翻就惊着了，自己一辈子哪里看得过来这么多书？能够金榜题名真是太不容易了！关键在于，它不光考你能背多少前人的语录，更迫使你自己独立思考许多实际问题，并努力加以解决。
    从科举制到代议制：梦想如何照进现实？
    目前，许多学者特别喜欢把科举跟民主、宪政等西方制度勾连起来加以思考。当然，作为一种思辨尝试未尝不可。但我个人不同意将两者生拉硬拽地捆绑在一起。有人觉得西方的选举制不好，其实好还是不好，要看其运作的具体条件如何。在中国的历史脉络里，观察科举到底产生了怎样类似现代选举的功能，可以做一个有限而审慎的探讨。
    在科举制度下，中央政府会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差异，有意识地进行名额分配，这有可能赋予科举拥有某种代议的形式及功能，为参政议政提供便利条件。文化发达地区的科举名额受到一定限制，不发达地区则得到一些必要的照顾，这不仅仅是如何实现教育公平的策略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人才的合理分布和流动提供有效的机制保障。不管多么偏远的农村地区，也一定会存在一个通过科举制认可的士绅阶层，他们是当地最有文化的人群，往往扮演地方代言人的角色。老百姓有什么话可以通过士绅向官方反映，士绅是老百姓与地方基层干部之间的中介，我认为这就是代议制，也就是所谓现代民主制度的中国化反映。
    所有的民主制度要正常运行，都必须采取一种符合民情的特定方式，士绅作为代表地方利益的阶层，或者部分作为百姓利益的代言人，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当然，也不排除有掠夺百姓利益的劣绅存在，我只是从制度设计的内涵上加以分析。民国以来，士绅阶层逐步被消灭，乡村基层彻底空心化了，老百姓也缺少了向上表达意见的合适渠道。
    再进一步说，我觉得不要把科举制看作是单一的制度，它的设计和运行，与皇权制度及官僚体系的构成密切相关，同时跟基层地方宗族的产生和培养也是一体共存的。这个一体化的系统通过上下不断循环、不断演变才形成相对稳定的体系。“重建科举”的主张，是一种声音，但目前并不具备重建的条件。
    首先，皇权体系早已不存在了。其次，传统官僚体制也随着皇帝的消失发生了很大改变，通过科举制形成的上下循环与筛选机制，是与传统官僚体制的存在互为表里，才得以正常运行的。还有一点，宗族制度也被废除了，没有宗族制度在基层做人材储备的依托，退休官员丧失了返归家乡服务的愿望，士绅阶层随之消失，没有绅士的支持，科举制在地方社会是很难推行的。所以，科举制度与皇权官僚体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与整个中国古代王朝制度的兴亡唇齿相依，很难单独抽离出来加以分析，或者以之为依据，直接服务于当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
    尽管如此，从很多方面来说，科举制度本身为中国社会和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我们绝不应该轻易忘记的历史事实。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导，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专治中国政治史、社会史，并长期致力于跨领域、跨学科的中国史研究路径探索。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阶层精神世界的变异》等多种专著问世。
    (责任编辑：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