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将“两半”概念联璧用来说明中国社会性质是蔡和森的理论创新
    革命理论的概括和创新，离不开对社会现实的考察；而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进行认定和作出概括，其目的则是为了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推倒了清廷和封建帝制，但却未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20世纪初期的近代中国仍是半封建社会，并处于半殖民地地位。1924年国共合作后，中共的革命理论研究与宣传随着大革命运动而高涨。蔡和森在1926年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最早将“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个界定标准不一和说明对象及含义不同的概念联为一个完整的新概念，用它来概括说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并将它同党要完成的革命使命联系起来。蔡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他不仅强调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而且还对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如“政治独立日渐丧失而完全依附帝国主义”，社会虽“仍留在农业经济里”，但其“旧的生产已经崩坏”，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及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作了较明确的说明[11]（p.10）。蔡当时能对近代中国社会作出这样的理论概括与创新，显然同他多年来主持党的宣传工作及一直关注中国的社会地位和状况分不开。这是他作为当时中共领导人和理论家的突出理论新建树，也是他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理论的一大贡献。
    蔡和森将“两半”概念联在一起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新概括（或新提法），后为中共中央领导所认同并沿用。1928年6至7月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在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同时，讨论了“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国革命的性质及相关的近代社会性质问题，即是其中的“严重问题”之一。大会虽然没能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情况“搞得很清楚”，但与会代表在斯大林的帮助下，经过讨论后对这个问题却“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引起近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7]（pp.158、162）[12]（pp.86-87）。1929年2月，中共中央在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中，明确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这一理论概括，第一次以党的文件形式肯定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或社会形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指出这是中共“六次大会”的重大理论成果[13]（p.13）。显然，该通告已将“六大”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认识，正式形成为我党对这个问题的理论概括。其影响不可低估。
    进入30年代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共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张闻天、苏华、吕振羽、何干之等，一致认定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苏华在1933年9月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当前的中国是一个“带有半殖民地性的半封建社会”[14]；张闻天在1934年1月的《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一文中，抓住土地关系这个基本问题得出结论说：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性质，是“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经济”，并强调“这种经济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与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关系，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动力”[15]（p.479）；吕振羽在1934年6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6]；何干之在同年9月的《中国经济读本》中，曾研究过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问题。
    综上可知，自蔡和森于1926年最先提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理论概括后，很快获得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及一些理论家的认同；到20世纪30年代初已在中共党内及其理论界形成了基本一致的共识。李文称：“1936年，何干之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正式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此理论概括归于何氏名下，显然是与历史史实不符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和错误的。
    三、毛泽东的“两半论”成为全党观察近代中国社会总理论的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人所以重视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由于指导新民主革命政治理论上的需要。基于此，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一向重视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研究，把它作为确定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的主要依据。他对此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从而形成了其系统的“两半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构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成为全党同志及马列主义理论家与史学家观察和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理论出发点。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这十多年间，毛泽东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主要侧重于中国的半殖民地问题，并由此出发分析和强调了中国新民主革命及其战争的一些特点。1923年7月，他指出：“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是简单的一个国民革命问题”；“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体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广大国民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17]。1926年初，他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时说：“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是极端的反革命派。”[18]（pp.3～4）1928年10月，又指出：中国红色根据地能存在于“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奇怪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18]（p.49）。1935年12月，他在分析抗战前夕的中国政治形势时说：“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的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18]（pp.128～129）由上可知，毛泽东这期间虽然也谈了半封建社会落后的农业经济状况，但他更强调：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