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见到的材料可以断定，毛泽东从抗战前夕的1936年开始，已完全认识了近现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这一特殊国情；他在此后的四五年间，经常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来分析中国社会，并依据这种分析来制定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与策略。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论及“如何研究战争”时指出：“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在同文中至少5次提到这个“半殖民地的大国”政治与经济的一些特点：如“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中国无产阶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及其政党共产党在过去的15年，“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等，并认为“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原则”[18]（pp.155、167、172～173、175）。显然，毛泽东最迟在该年已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括，来说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了。这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国情得出的结论。李文称毛“关于中国社会的思想”由于受到过何干之研究的“直接影响”，到1938年初才形成，这纯属是主观臆测的无稽之谈。
    毛泽东在以后的几年之中，尽管有时还偏重于对中国半殖民地国情的分析——如在1937年的《矛盾论》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两文中，他曾几次谈到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矛盾及阶级矛盾之变化问题，以说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紧迫性与必要性[18]（pp.295、232～233），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提法，却更多地时常出现在其讲话和著作中，1938年3月，毛泽东在对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部分学员讲话时强调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最本质的规律。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务。”[19]（p.57）该年5月，他在名著《论持久战》中又一再强调：“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特点的“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日本，这决定了“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另方面，由于中国现在正“处于历史上的进步时代”——“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所有这些“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他最后得出结论说：“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这一切规定了我之抗战……只能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18]（pp.416～417、419～420、425、430）。同年11月，他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这一国情就决定了“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18]（pp.507～509）。
    进入1939年后，毛泽东根据中国新民主革命斗争的实践需要，对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总结性的阐述。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来是不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我们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18]（pp.526～527、531）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论及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与动力等问题时说：“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18]（p.567）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全面、系统和集中地论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性质与民主革命的诸问题，其中第一章第三节专门论述“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指出：“自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强调：“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在论及中国社会性质与近代民主革命的关系时说：“只有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8]（pp.589、593、595～596）1940年初，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与转变时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18]（p.627）
    总之，毛泽东向来注重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考察，并对它进行过长期的研究。他结合中国新民主革命斗争的实践，在近二十年中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问题，作过一系列精辟、深刻而独到的阐述，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理论概括不断完善和日益深入人心。在他看来，了解和明白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一件事关革命大局的头等大事，千万不可忽视而掉以轻心——因为“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最基本的根据”[18]（p.609）。毛泽东所确认的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理论概括，如果单从概念上去咬文嚼字地理解，或许会觉得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两个原本说明不同情况的概念拼在一起有些欠妥帖；但是，如果我们将之视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一种理论创新，则会发现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理论概括，毕竟是经受过中国民主革命斗争检验的、因而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且至今仍充满着辩证法活力的正确论断。它并未褪色和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