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终于摆脱了政治动乱的长期困扰,迎来了转机。但由于长期的极左思想的束缚,当时的国民经济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问题。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79年4月正式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开始了我国经济的又一次重大的调整。 这时,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这次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主要决策者,起着统领全局的作用。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的严重混乱局面,邓小平感受颇深,1975年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曾着手进行过全面整顿,但最终因全局性的“左”的错误的束缚和“四人帮”的破坏而中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也被迫停止。1979年调整改革开始后,邓小平面对现实,着眼于全局与未来,按其既定思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思想原则和指导方针,从而保证了这次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并取得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丰硕成果。 (一)关于经济调整的必要性及其指导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清醒认识国情,端正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新起点,是在经济领域里纠正“左”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的新起点。会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从事经济领导工作的同志再次提醒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建设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重新确立正确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切不可重复历史上的错误。1979年3月2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重申把党的工作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并且提出了“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4〕的观点。3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经国家计委修改过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整个国氏经济的调整问题。邓小平等再次就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陈述了他们的一贯主张。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现在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是决定于钢,把钢的指标减下来,搞一些别的。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要农林牧副渔并举。际云和邓小平的意见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赞同。这次会议,是在经济建设上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实事求是地确定经济调整指导思想的一次重要会议。后来,再经过多次认真的酝酿和讨论,在4月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 可以看出,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这时党的指导思想彻底进行了拨乱反正,消除了“左”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党对“左”的思想的危害性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经济工作已经确定了正确的基本方向。新“八字方针”经过不长时间的酝酿和讨论,中央就采取果断措施开始贯彻和实施。全党认识比较一致,措施比较得力,方向比较明确,这就是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的健康发展轨道。 (二)关于经济要调整、政治要安定的基本方针 中央确定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后,经济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在好的经济形势中仍潜存着一定的危险。为了改变这种局面,1980年12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确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的方针。围绕这个方针,邓小平着重指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四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和部分的后退是正常的。因为,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们的经济建设走了一条急于求成的路子,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失调,如果再不认真调整,我们就不可能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这里,邓小平是把调整工作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的。邓小平指出: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这主要是说基本建设要退够,一些生产条件不足的企业要关、停、并、转或减少生产,行政费用要紧缩,使财政收入、信贷收支达到平衡。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而出。只有某些方面的退够,才能取得全局的稳定和主动,才能使整个经济转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这次对经济作进一步调整,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更有利于达到四个现代化目标。 第二,这次经济调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正确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纠正“左”的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为了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而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要继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第三,邓小平指出,为了完成经济调整的任务,必须有效地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第四,邓小平指出,为使经济调整成功,必须继续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 总之,在经济调整的关键时候,邓小平深刻阐述了贯彻调整的各项方针政策及措施,阐述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保证安定团结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对于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的认识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改革是国民经济走上正确道路的主要条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所在 从1979年开始的第二次经济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坚持改革方向。邓小平认为,经济调整是在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困难局面的出现,许多因素是由于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造成的,因此,不进行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民经济就不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他要求在调整中改革,又在改革中发展调整的成果。在解决严重的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同时,积极稳妥地全面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全面展开,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随着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极大地调动起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市改革主要是围绕调整进行,在调整中程度不同地对所有制、计划管理形式,经营管理和分配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改革。 总之,在这次调整中,既强调调整是关键,又把改革的内容放在突出位置,通过调整的改革,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搞活了经济,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到1984年,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农业与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积累与消费,基本建设等方面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农业连续几年丰收,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城乡人民生活显著提高。我们不但取得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重大成果,更重要的是为新时期改革开放探索出了成功的路子,取得了丰富的经验。邓小平在调整改革中统揽全局,英明领导,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入思考和大胆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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