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邓小平在我国国民经济的三次重大调整中提出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原则和他的理论建树，在他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一，邓小平在60年代初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提出的从体制上解决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思想，是改革思想的萌芽，孕育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在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邓小平认真分析和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从中国的具体现实出发，指出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曲折主要是“体制问题”，即农村中的“一大二公”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邓小平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因此，邓小平对当时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责任田”、“五统一”等，不但没有先问其姓“资”姓“社”而加以否定，反而引用刘伯承常说的一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给予支持。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0〕邓小平这里的主要着眼点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离开生产力状况，单纯考虑所谓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先进性，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孕育阶段就独具一格，体现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二，邓小平在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期间提出的“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1979年3月，还在第二次经济调整的准备阶段，邓小平就提出了“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指导思想，并决计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从而确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提。1980年初，我国的调整与改革工作进入关键时期，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11〕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在实践中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推动了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在理论上则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第三，在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邓小平提出的一些思想原则，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这时关于治理整顿就是“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12〕的思想，为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保障。它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系。治理整顿不仅将为改革的深入和健康地进行创造必要的条件，而且它本身也需要改革的配合。它们的关系是辩证的、相互联系的。邓小平还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及造成的困难，从其性质上看，只是暂时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完全有条件克服的。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振奋精神，团结奋斗，就一定能够纠正错误和战胜困难，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注释：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98页。
    〔2〕〔3〕〔10〕《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12、301、323页。
    〔4〕〔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250页。
    〔5〕〔6〕〔7〕〔8〕〔9〕〔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8、306－307、277、368、308、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