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军事救国思想
    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推翻满清，振兴中华。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如何抵御侵略，拯救中国？孙中山认为，要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必须采用暴力手段，推倒清朝政府，建立民国。他说：“民族和国家根本上是用什么力造成的。用中国的政治历史来证明，中国人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句话说，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而“自古及今，造成国家没有不是用霸道的”，“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16〕他还举英国侵占香港和印度的例子，来说明武力造成的结果。借此唤起人们的民族意识，振兴中华，抵御外来侵略。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从事“医国”事业的一开始，就抱定采取武装革命，推翻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府。几十年，他始终没有放弃军事救国。
    蒋介石萌发“救国”思想的同时，产生了从军报国的志向。他立志到亚洲最现代化的日本去学习军事。他认为，要改变中国现状，必须具备现代化的军事知识，掌握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因为“对外问题最重要者为军事”，强国对外扩张主要靠军事实力。国际政治是由“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所支配。所以，中国也要用强大的军事实力保卫自己。他说：“我们要以野蛮去打野蛮，如不以野蛮去打野蛮，世界上乱源是不止的，是打不了的。所谓‘以毒攻毒’，‘辟以止辟’即为此意。帝国主义者的陆海空军，都是很厉害的，我们要打倒他们这种帝国主义者，一定要野蛮过于他，才能打倒的。”〔17〕很明显，孙中山和蒋介石都主张军事救国。
    3.儒学今用思想
    蒋介石对儒家所提倡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颇为欣赏，将其视为人类理性发展的最高境界。他说：正心诚意是内治的功夫，修身齐家是外修的功夫。“我们中国的学者，把道德范围内的内治功夫叫做‘性命之学’，把智识范围的外修功夫叫做‘经世之学’，而以两者的均衡和统一，即‘合内外之道’为学问的最高标准，也就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最高境界”〔18〕。并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治国、平天下”。进而提出：“革命之学，大学也；革命之道，大学之道也。”只有“实行这个大学之道，才能讲做人，讲革命，讲救中国，救世界！”〔19〕
    孙中山认为《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是“中国古时很好的政治哲学”，“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主张“应该保存”〔20〕。孙中山还把它纳入知识范畴，认为“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21〕因为要振兴中国，不但要发扬民族精神，而且要恢复民族智能，将道德知识化。可见，孙中山把儒学八目作了改造，使其既包括道德伦理的内容，又包含科学知识的内容。
    蒋介石对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推崇备至，特别是他的“知行合一”说。王阳明阐释“知行合一”谓：“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的始，行是知之成”〔22〕，即把知行视为一体。蒋介石对“知行合一”的认识是知与行并行不悖，知是行的过程，又惟有力行才可得真知。他说：“所谓‘思维’和‘言论’只是‘行’的过程，原是包括在‘行’的范围以内，而并不是列于‘行’之外的。”〔23〕“不行不能知”，“要解决‘知难’的问题，也惟有从力行中去求”〔24〕。蒋介石所说的“知”，包括天赋之知和科学知识之知两方面内容，天赋之知是与生俱来之知，科学知识之知是“要由学问思辨工夫才能得来”，“不是每个人皆能有的”〔25〕。因而他强调“行’。他认为：“中国民族性现在仍站在静的方面，无论伦理政治，自秦汉以来的哲学思想，直到现在为止，尽是讲究静的，所以民族精神，就如此其积弱不振了”〔26〕。孙中山认为，儒家传统的“知易行难”说，是将人们引向“知而不行”的歧途，使人们把极难知的事，看得太容易，不去深求，把极容易的事视为畏途，不去实行。他担心这祥下去，中国会更加衰落，所以他把“知易行难”说，看作“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27〕因而，他提出“知难行易”，行先知后，知源于行，以唤起人们为振兴中国而奋斗。
    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儒家八目的认识和知行观同孙中山的认识虽然有某些差异，但关键性的是他们包含着共同之处。而且由于这些共同之处，使蒋介石能在更深层面上理解孙中山的学说。蒋介石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就是源于儒家思想。他说：“总理的主义学说，除形式上富有时代的色彩外，其本质、方法、作用，完全与大学之道相符合的。所以可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明德’、‘亲民’的道理。要信仰‘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在止于至善’的道理”〔28〕。而三民主义“在伦理和政治方面讲，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来做基础；在方法实行上讲，就是‘知难行易’的革命哲学”〔29〕。蒋介石同时认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学说是相辅而行的，“实有相得益彰之效”。他说：“‘致’就是‘行’，致良知就是证明‘行易’，就是要实实在在去做。这就是大学的道理，也就是总理‘知难行易’的道理。”〔30〕因此，“我相信中国人若是拿几千年遗留下来固有的民族道德，以阳明‘知行合一’动的精神，再加上总理‘知难行易’行的哲学来阐明，融汇贯通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可以保障我们国家、民族，不会给人家侵略！”〔31〕基于这种认识，蒋介石在推崇王阳明学说的同时崇尚孙中山思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综上分析，蒋介石当时追随孙中山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并非心血来潮，更不是投机，而是那个时代主张暴力革命拯救中国的爱国青年选择的必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