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洞悉军事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巧妙利用敌人的裂痕，解革命之危机
    蒋介石新军阀建立南京政府，表面上统一中国后，存有嫡庶之分，其扶植亲信，排斥异己的政策使其和地方实力派存有芥蒂，矛盾复杂。朱德紧紧抓住这一敌人营垒的突出特点，巧妙地利用敌人的一切裂痕，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南昌起义的第三天，朱德率领南下先遣队先行出发前，致电原抚州护国军部属，国民党27师师长杨如轩，动员他拉起队伍参加革命，反对独夫民贼蒋介石。杨虽未动，但在起义军南下路过抚州时，杨让道，使起义军顺利通过。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经过“赣南三整”后，面貌焕然一新。但仍然面临极大困难，除蒋介石的“清党”围剿外，给养和弹药更无法解决。官兵常常饿肚子，衣衫褴褛，时至隆冬仍穿着单衣、短裤，甚至连草鞋都没有。如何克服困难，保存这支革命火种，是摆在朱德面前急待解决的尖锐问题。朱德经过深思熟虑，并经过党组织的讨论和批准后，决定利用同编入国民党军、深受蒋系军阀歧视与排挤、与桂系军阀也有矛盾的滇军将领范石生的“个人同学关系，与他搞统一战线。”〔13〕按着双方协议，起义军被编入16军74师140团，隐蔽起来。
    实践证明，和范石生搞军事统一战线，是正确的、成功的。首先，达到了“隐蔽目标，积蓄力量，待机发展”的目的；其次，开创一种崭新的军事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再次，生动地体现了军事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和策略的灵活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统战理论，是党和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具体化。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和范石生搞军事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对的，应该的。”“我们的兵员、枪弹、被服、医药等都得到了补充，部队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这些对于我们以后的斗争，都起了很大作用。”〔14〕1962年朱德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明，我们“同范石生部实行合作，我们用了他一个团的番号伪装起来。”〔15〕离开时，“他又给了我们几万元现洋作为路费”，〔16〕并写信表示其诚意：“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二、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三、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17〕
    离开范石生属地后，朱德仍沿用国民革命军16军140团的番号，实行“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方针，并于1928年1月，发动了著名的湘南起义。在攻取宜章时，朱德采取由倾向共产党的当地豪门“五少爷”胡少海，以副团长名义，打着范石生军长“移防宜章，以保护桑樟”的旗号，率领先遣队先期入城，一举智取宜章城，并重创了前来进剿的许克祥部，壮大了革命声威，发展了革命力量。
    1933年9月，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担任阻止红军南进的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系原粤军将领，编入国民革命军后曾参与反蒋活动，一度成为独霸广东的“南天王”。在红军处境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朱德运筹帷幄，敏锐地抓住陈济棠同蒋介石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毅然亲自给陈济棠写信，提出同其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愿望。说明：“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璧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保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朱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战之联合。”〔18〕同时，和周恩来一起主持同陈济棠的停战谈判。10月5日，潘汉年、何长工带着以朱德名义起草的介绍信，到寻乌附近的一个小山村同陈济棠部代表谈判，并达成了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三）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四）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相借道，各从现在战线后退20里〔19〕。由于红军和陈济棠建立了军事统一战线，当红军突围西征时，陈济棠执行了“可以互相借道”的秘密协定，让开大路40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红军顺利地通过了第一、二道封锁线，为中央主力红军突围打开了通道。
    抗日战争时期，在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由于朱德同卫立煌军事统一战线的作用，卫在表面敷衍蒋介石调兵进攻八路军命令的同时，指示嫡系将领按兵不动，并派人送信给朱德，望其适当让步，以免事态扩大。不久，朱德开诚布公地同卫立煌商谈了制止磨擦、合作抗日问题，很快达成划分作战区域的协议。同时卫立煌允诺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八路军扩编，增饷等要求。同时查明并下令释放100多名在反共高潮中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