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
    在朱德军事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放手发展革命力量，对革命军队的成长和壮大具有极为重要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在同范石生部合作时，起义军提出了明确的条件，即“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他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自己支配；我们的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按照我们的决定办，他不得进行干涉。”“事实上也是这样执行的。”〔20〕在此期间，照样召开党的会议和布置党的工作；照旧打土豪、杀恶霸；在军事斗争中自作主张补充装备等等。自主行动，不受限制。红军在和陈济棠搞军事统一战线时，也同样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
    抗日战争之初，朱德就任八路军总指挥。他强调由于斗争的需要，红星帽可以改为青天白日帽，番号可以和国民党统一，但是有一条不能变，就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始终身体力行，出色地贯彻执行着独立自主的原则。此外，朱德任第二战区副司令时，取得卫立煌的支持，在司令部成立一个战地服务团，吸收进步青年。他每到卫部，都要抽时间听取我地下党关于战地工作团的汇报，并在政策等方面给予及时指导。促进了卫部士气的提高，军民关系的改善，战斗力的加强。1939年4月，朱德还举办了东路军政治工作训练队，帮助友军提高做抗日政治工作的能力和战略战术水平。
    朱德在实践军事统一战线思想时，十分注意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他在友军政策、俘虏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方面，有伟大的建树和贡献。他对友军真诚团结、和衷共济，把坚定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赢得友军的尊重和信任。不仅有力推动了相互配合，团结抗日，而且对国民党一些将领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政策感召下，在朱德军事统战理论和实践的推动下，国民党将领纷纷起义：自1945年10月起，有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在冀南前线起义，新11旅曹又参将军在安边起义，6路军郝鹏举将军在台儿庄起义，38军55师孔从周将军在巩县起义，60军184师潘朔端将军在海城起义，空军第8大队刘善本上尉驾驶B-24型飞机起义飞延安，陕北保安队副指挥胡景铎将军在横山起义，“以及其他无数次的同类事件，形成了一个潮流，起义军队达蒋介石兵力的百分之二。不当美国帝国主义的亡国奴，不当蒋宋孔陈四大财阀家族的仆从，就是他们的共同要求。”〔21〕其中潘朔端将军在海城起义，是朱德亲自安排部署的。朱德电贺他们“揭和平之义旗，张滇军之荣誉”，对其反对内战，为和平民主事业奋斗的精神表示嘉勉。此后，在争取国民党第60军（滇军）军长曾泽生部起义，解放长春的斗争中，潘朔端等又发挥了重要作用。
    朱德在对俘虏政策的制定和实行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早在井岗山时期，就“定下了争取俘虏的政策，就是敢于争取俘虏与使用俘虏，敢于收编投降到我们方面来的旧队伍。比如毕占云等同志起义过来的队伍，以后罗炳辉同志起义过来的队伍，我们就不怕，收编了。这些队伍经过改造，很能打仗，很有战斗力。开始虽然群众纪律不太好，但经过教育，也慢慢好起来。象罗炳辉、毕占云这些同志，直到今天还是我军的好干部。这是一个很有益的经验。”〔22〕又如1930年国民党26路军起义，改编为红五军团，朱德十分关心这支刚刚获得新生的部队。12月16日部队刚开到苏区，他就去看望伤病员。伤病员们流着眼泪说：“在宁都时，因痢疾病死了几千个弟兄，宁都城的效区埋满了弟兄们的尸体，都无人过问一下。今天到了红区，不但为我们治病，朱总司令还来看望我们，这真是白区和红区两重天呀！”〔23〕12月30日，朱德和王稼祥以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发布《为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兵士投入红军告全国兵士书》，指出：“要驱逐一切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哗变到红军中去！打倒国民党！驱逐帝国主义！”〔24〕26路军起义加入红军后，不少官兵都想见见闻名已久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凡是同未德谈过话或是见过面的人，都对他平易近人和简朴作风倍感敬仰。这支军队很快成为一支红军的中坚力量，在以后的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朱德还指出，我们对伪军的政策也不能简单化。“伪军之中，成分复杂”，在“八十万伪军中，其中五十万是原来的国民党军队，是在国民党内反动派‘曲线救国’的荒谬指示下投降敌人的。”“对于死心塌地为敌作伥，屡次劝告无效的伪军，应该干脆地加以消灭；对于具有民族意识，但被国民党内反动派所蒙蔽而投敌的一部分伪军官兵，则要宣传争取，把他们从万恶的泥潭中挽救出来，重回祖国的怀抱。”〔25〕
    朱德对民族、宗教政策也十分重视。红军长征途经藏区时，他提出“兵马未动，政策先行”，坚信党的民族政策可以化解民族隔阂。1935年11月，朱德率红军总部开进炉霍。全军面临着物资匮乏的严重困难。时值隆冬，部队几万人的口粮、棉衣无从解决，部队迅速减员，一个军里伤病中多达上千人。当地藏民受土司和国民党当局的煽动，躲到深山里。朱德针对这种情况，宣布几项规定：一、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二、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三、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四、看管并喂养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并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对各处的寺庙秋毫无犯。他指出，粮食是红军的生命，政策是党的生命。经过努力，红军同雄踞康北西部的德格土司签定了互不侵犯协定。在朱德军事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下，以及红军“解救穷人”政策感召下，白利寺活佛亲自出面召回逃匿深山的村民，并动员藏民和其他寺庙尽力支援红军。朱德还亲自到白利寺去看望格达活佛，并向他说明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鼓励他多为贫苦藏民谋利益。格达活佛见到红军的最高长官如此艰苦朴素，亲切慈祥，更积极支持红军工作，并担任甘孜地区藏族人民政府重要职务。红军北上后，他保护了大批留下的红军伤病员。
    注释：
    〔1〕〔2〕〔7〕〔10〕〔11〕〔12〕《朱德人生画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第5页、第153页、第185页、第187页、第189页。
    〔3〕〔4〕〔5〕〔6〕〔8〕〔9〕〔13〕〔14〕〔15〕〔16〕〔17〕〔18〕〔20〕〔21〕〔23〕〔25〕《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页、第176页、第177页、第177页、第199页、第199页、第125页、第125页、第395页、第396页、第396页、第17页、第395页、第191页、第127页、第174～175页。
    〔19〕《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页。
    〔23〕《朱德传》，中共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6～277页。
    〔24〕《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1辑，第276～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