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科学从西方传入东方，传入我国晚于日本或中国。我们虽然经历了“8.15”以后的混乱和“6.25”战乱，但我们一直致力于吸收外国的科学。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受到致命的打击，因此我们在科学水平方面本应有可能超过它。然而文革以后的中国在科学发展方面速度是惊人的。
    在朝鲜学研究方面，无论是新的领域，或者已达到相当水平的领域，在研究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尚存在不足，如朝鲜史研究方面的史学理论问题，朝鲜语研究方面的语言学理论，关于文学的一般理论及文学史等问题就是例子。在引进外国的研究方法时，对西欧的理论和方法论要加以舍取和选择，而不能盲目吸取。同时，利用比较研究是扩展朝鲜学研究成果的重要手段。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外来的因素。我们的汉字文化、儒教文化以及其他的许多文化领域，大多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是通过中亚和中国传入我国的。我国的古代文化和东北亚文化的关系很深。外国对历史上同我国有密切关系的地区及问题也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研究。目前中国对邻近朝鲜半岛的地方——“满洲”所进行的考古和历史的研究异常活跃，他们对高句丽或渤海的观点和国内学者有许多不同。日本对古代朝日关系所作的史学及考古学的研究和国内学者的意见也有很多差别。国内学者往往难以客观地对待朝鲜学研究，因此需要借鉴美国或其他国家对朝鲜学客观研究的成果。
    5.为了朝鲜学的高度发展。为使朝鲜学研究得到高度发展，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什么是高度发展，一般说到文化活动，可以想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站在文化先驱者的立场上所作的创造性活动；另一方面是将这种被创造出来的文化普及推广到普通人当中去。前者称为上层文化，后者称为中间层文化。上层文化在群众化过程中往往部分地发生变化，变得更加平易化。朝鲜学研究的对象无疑应当包括上层文化、中间层文化以及基层文化。但重要的问题在于，朝鲜学的研究活动本身是站在文化先躯者立场上的学者以提高朝鲜学研究的水平为前提的，显然属于进行创造性研究的上层文化活动的范畴。
    第二，朝鲜学研究不应在自流状态下进行，而应在有计划地推动下进行，才能得到发展。“8.15”以后朝鲜学虽有迅速的发展，但几乎是在放任自流的状态下形成的发展。
    从传统上看，朝鲜和中国都曾是文治的国家，虽然将重点置于儒学，然而是以学问为主，通过科举选拔官吏。设置了奖励学术的机构，并十分重视学者。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中国。近代中国的伟大领袖孙文曾强调，设置最高学术机关同召开国民议会具有同等重要性。根据他的遗志设置的中央研究院和大陆的科学院、社会科学院以及以后在这些机构之下附设的研究所，实际上在台湾或大陆行使着学术研究的中枢作用，使研究付诸计划与实践。
    在我国，有人说我们只有教育，没有学术。大学教育虽然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对学术发展却缺乏关心。虽然有类似于中国的中央研究院或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关——学术院，然而与其称它为研究机关，不如把它看作一种形式。实现教育，有教育部这样的机构；文化部只重视基层文化，很难说重视朝鲜学研究这种高层次文化的发展。
    一个国家的科学同政治的关系过于密切，或置于从属地位，这当然是无益的。然而对后进国来说，文化的发展要有政治和经济为后盾。日本的情况就是这样，无论对自然科学或是人文、社会科学，政府都给予极大的支持。应当强调，有计划地推进科学发展，首要的责任固然在直接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但同时需要有政治和经济为依托。
    第三，要使朝鲜学研究得到高度发展，要克服学术上的国际依附性，同时要超越狭隘的自我中心倾向。
    正如文化无国界的道理一样，起源于外国的学问，只要它符合朝鲜的特色并加以发展，它就成为朝鲜的学问。问题出在无批判地接受外国的学问上。在长期接纳中国文化方面曾经出现过这种倾向。另有一个时期曾偏重于日本文化或美国文化。所谓克服国际依附性，就是不要盲目地接受或模仿。
    举汉字及汉字文化为例。汉字文化长期以来早已成为我们传统文化的重要因素。中国现在也因汉字笔划繁复而在人民群众中推广简体字和汉语拼音。但人们仍切实感到这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便措施，并不适用于科学的高度发展。
    一般地说，科学的大众化需要伴之以平易化，而科学的高层次化则需要有创造性的努力。与朝鲜学的大众化不同，为了实现朝鲜学的高层次发展，需要有周密的计划和进行不懈的努力。
    **“朝鲜学”亦被韩国和西方的学者称为“韩国学”。——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