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民国元年11月1日，工商部召集各省代表百余人，连同各部代表及来宾百余人，在北京召开首届全国工商会议。会期原定一个月，后又展延五日。这是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的政府与全国工商实业界的一次盛会。工商总长刘揆一在开幕时演说“选择基本产业”、“划定保育期间”和“解决资本问题”三大政策。确定丝、茶、磁[瓷]、煤、铁、纺织等原有及新兴产业为“吾国之基本产业，切实提倡，全力注之”；“拟于简易之事业，以普及全国为要义，繁重之事业，则以政府经营为提倡”，以此作为仿效日本在矿业上“由政府新法采冶，及有赢利，仍归诸民”的保育办法；对于资本问题，“拟于腹地则斟酌利用外资，于边地则实行门户开放”。在预定计划、妥定条文的基础上和不妨害主权的前提下，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总之，“凡所以调查研究提倡保护之计者，思虑所及不敢不勉”。（注：《工商会议报告录》，开会式及演说，第2-4页。）这是会议开幕之际政府实业政策的主导方针。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工商部百余件预备议案和代表自备的大量议案。据民国二年工商部出版的《工商会议报告录》，会议共有议决案31件，参考案17件，否决及未决案分别为9件和17件。由于讨论时议案多分类归并，因此数量上与民间所报道者出入较大。（注：民间报道见《申报》1913年1月6日来件。）政府提案基本上得以议决，会后经整理发表的部长开幕演说概括了其主要内容，即“三大政策”下一系列具体的，处于筹备实施中的举措，有如下各项：“对于工业，则设工业试验所，以资技术之考镜；设模范工场，以期制造之改良；普及手工业，以维贫民之生计；提倡工业工场，减少生产之费用；裁撤内地厘金，以轻其运输之成本；初助输出品工场，以厚其经营之财力。对于商业，则设工商访问局以资指导；设出口货检查局，以验良窳；整理商会，修订商法及各种单行法规，以除商业之障碍而施实力之保护。对于矿业，则编订矿法实力维持；对于勘矿则设地质调查所，对于采矿则设矿山监督署；对于冶矿则设中央制炼厂。”其它如“兴业银行、劝业银行之组织，度量衡制度之划一，全国及地方博览会之筹划，领事及驻外商务员报告之改良，整顿关税，修改商约”等，（注：《工商会议报告录》，开会式及演说，第3-4页。）也都体现了提倡保护的政策宗旨。
    议案中为数居多而份量更重的，则出自确具代表性的工商代表。他们在会上既总结了以往办实业的经验得失，更进而对政府提出了多方面的政策要求。第一、迅速制定各种经济法规。“请速订商法案”将“请速定商律以救时弊”、“请速订商法公司律以资保护而图振兴”、“请速定商政严订商律以维内外贸易”三案合而为一。代表们一致认为，“商法、公司律一日不定，则商人一日无所适从”，“拟请工商部咨司法部，参酌中外工商习惯，速订商律、公司律，颁布施行以资遵守。俾固有之工商可逐渐改良，而后来之工商自能及时兴起”。（注：《工商会议报告录》，参考案，第91、87页。）
    第二、改变垄断政策，许民自由经营，并尽保护提倡之责。“奖励出口茶叶公司实行茶叶保育政策案”，合并审查“组织茶叶总公司”和“实行茶叶保育政策”两议案，前者主张由政府出面“组织全国统一之茶叶公司”，以利茶叶出口和改良工艺；后者也提出国内官收和国外官卖。两案受到代表们的群起反对，其理由首先是他们认为“组织茶叶总公司办法，是官商合办性质”，而前此中国官商合办事业弊窦百出，因此该公司“不应含有官营业性质，如作官营业办去，无有不失败者”，“嗣后中国事业不应再有官商合办之事实”。其次，“全国茶业全操纵于一总公司，未免垄断”，“此公司似乎脱拉斯性质，有垄断独登之意”，而“际此时代，当用保护主义，不能用垄断办法”。代表们针对茶业日衰、商人涣散及外贸亏折等迫切问题，比照前清农工商部政策的得失，认为组织团结的茶商团体是必要的，但是“须规定此为对外而设之公司，由商人自由组合，政府只能尽保护提倡之责，不能加以干预”。欲改变茶业困境，“第一不能禁止其营业自由，筹设茶叶检查所；第二当规定组合法，对于政府不必有枝枝节节之要求，只须尽其保护维持之责而已。”讨论过程，尽管原提议者一再声明原案“拟借政府之力为之提倡”，“并非垄断独登，实隐寓维持之意”，但是对于官办垄断、营业自由非常敏感的各地工商业者们，依然高度警觉并取舍分明，直截了当地要求政府作出保护资助的政策决定和具体规划。这一典型案例的审查报告和议决条文，均指出“两案一主张商办公司，请助官款，一主张国内官收，国外专卖”，结论“以为设立公司，要求政府提倡、保护、奖励、补助则可，政府专卖则不可”，且将两案合并，按代表们意见作了相应的修正。（注：《工商会议报告录》，议决案，第250-268页。）
    第三、确立特别保护法，实行补助和保息。“制铁业保护法建议案”的提议者（工商会议副议长吴鼎昌），对工商总长以丝、茶、煤油、钢、瓷等作为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基本产业的提法，作了重要的补充。认为纺织、制铁、采矿关系国家兴亡，应是选择基本产业的关键。同时对工商总长“保护政策宜归国有或官办”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应吸取外国经验。采用特别而积极的保护政策，“出口予以奖励，进口课以重税”，“或年予若干之补助金以维持之，或予以相当之保息以劝诱之”。此次工商会议的大量提案，突出了工业行业中民族资本的重要性，要求政府在原料进口和产品出口税征收上予以减免优遇，拨出资金予以补助或首倡，还特别针对“中国之银号票庄年息多系六厘”的利率水平，提出对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的保息方法：“每年结算时，对于股本实收全数，若无年息或年息不及六厘时，由政府补足六厘之率。”（注：《工商会议报告录》，议决案，第319-328页。）
    第四、裁免厘税，改良税则。“实行免厘加税案”由五案合并而成，即：“实行免厘增加输入税施行奢侈品消费税之计划案”、“裁撤厘金常关筹议抵补方法案”、“禁设铁路厘卡实行寓征于运以除商害案”、“请裁厘金案”、“免厘增税请并案汇议案”。厘金常关为不良税则、实业大害，应予彻底裁撤，是工商代表们痛切的共识。“非改良税则，工商业决无发达之希望”。讨论中广泛地涉及海关、常关与厘金等税则的方方面面，对于裁撤厘金后财政收入如何抵补的问题也各抒己见。此案议决，要求政府工商、财政、外交三部协作，首先裁撤厘金，增加海关输入税，施行奢侈品消费税，并逐渐开办营业税、印花税、所得税，改良并完善税则。（注：《工商会议报告录》，议决案，第329-361页。）
    第五、提倡国货，仿制洋货，振兴本国制造业。“维持国货案”共合并六件议案。“近今社会，维持国货之语，几无人不知，无人不视为必要”。代表们围绕国货的改良、仿制、奖励、资本、陈列、商标、税则、商法，乃至国货教育、实业人才，纷纷出谋献策。他们指出，在洋货充斥实业不振之际，要维持国货“端赖政府，政府有提倡奖励之实心”，要求政府奖励、补助，实行提倡。此案议决出应由政府着手提倡的切实有效的办法，“凡编辑中小学教科书，须提倡爱用国货的心理，以期普及”；“各地商会于商品陈列所内务设国货研究所，并调查外人之嗜好，以期改良制造”；“严订保护商标专律以防冒滥”；政府各部门“凡有需用物品，应先由本国制造厂承办，以保利权”；“各省实业行政官征集各地出品，实能抵制外货者，得随时送部考验，酌与奖励”。（注：《工商会议报告录》，议决案，第397-414页。）
    此外，工商代表们还提出了统一币制、设立银行、整顿金融、利用外资、实业教育、培养人才、划一度量衡制度等政策要求与建议。
    首届全国工商会议，是一个历史的衔接点。它既是民初经济政策的背景，又是其开端。政府部门与实业界上下一心的良好气氛，为政府初步形成并进一步完善其经济政策创造了条件。就工商部召集此会的意图而言，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代表和维护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刘揆一在闭会时希望代表们“回家将本部与民兴利、上下一心之诚意，报告于全国父老子弟。凡民间兴办各项新事业者，本部断无不竭力维持保护，助其发达。”他指明政府的职责并坦言工商一部单独努力的局限：“工商部成立以来，对于国内应注重之基本产业及种种补助工商业之机关、保育工商业之政策计划甚多。所以见诸实行尚少者，一则各省秩序尚未恢复旧观，一则中央财政全无收入，借款复久无成议，所以本部政策徒托空言。”虽然他表示“但使中央政权渐归统一，财政稍为活动，则本部所有计划，各必次第施行”，（注：《工商会议报告录》，开会式及演说，第29、30页。）但是这也正兆示出民初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之任重道远，前景远非明朗和乐观。时隔13年，1924年9月农商部再次召集全国实业会议，此时的北洋政权已饱经政治分裂与财政破产，在风雨飘摇之中仅苟延残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