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说上海光复前陈其美争当沪军都督还只是一种预谋的话，那么，在光复上海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攻打制造局的战役中，陈其美争当都督的想法便付诸实施了。
    平心而论，上海光复是所有革命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在武昌首义、各省纷起响应的革命形势推动下促成的。不能把这一巨大的成功记在某一个革命团体或者某一个革命者的功劳簿上。无论是陈其美，还是李燮和，他们在上海光复的全过程中都起过重大作用。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将陈其美与李燮和的革命功过进行详尽的比较，也无意抹煞陈其美光复上海的劳绩；而仅就光复上海的关键战役即攻打制造局过程中陈、李二人的表现进行分析，说明李燮和不仅在上海光复前没有与陈其美争夺都督的意向，即使在上海光复的关键战役中也没有过与陈其美争夺都督的行动。
    严格地说起来，上海光复只有在制造局算是打过一场硬仗。事前，李燮和考虑到该局的重要地位，曾派人去劝说过制造局总办张士珩，也曾与驻扎在那里的守军秘密进行过联络，由于张顽梗不化，收效甚微。李燮和经过慎重考虑，知“非死战，势不决”；而且，李还派人与制造局的卫队接上了头，卫队士兵表示愿意作内应，并议定了秘密联络的暗号。然而，对于这次重大的战役，陈其美却为了抢头功，竟然不与李燮和事先通气，抢在李出兵之前，单独采取行动，冒险出击，轻率的带领刘福标、张承槱等敢死队员孤军冲入，由于不熟悉李派人与卫队接头的暗号，所以敢死队员“薄其门”，即受阻，陈战败被俘。此次战役的失利不仅使革命党人光复上海遭受严重挫折，而且也使陈本人陷入了呼救无门的绝境，随时都有被张士珩杀害的危险！如果不是被策反的士兵从内部做张士珩的工作，也许陈其美早就没命了。于是，张将陈其美捆绑于柱上，命人取用冷水从口注入，使其难受，幸不伤害身体。“未及半夜，复得信谓吾辈党人在上海联合所有军警来攻制造局，初张楚宝（指张士珩--引者）尚不相信，后听接连报说上海道、县令均已逃亡，全市皆悬白旗矣。此等消息皆使他心慌意乱，胆战心惊。不意不多时，吾辈人果真来向制造局进攻，迫使他仓皇逃命，故未加害陈英士也。”（注：张承槱：《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实录》，《革命逸史》第五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5-266页。）据张承槱说，“此段经过由陈英士与张杏村向余面述，余始了解真相。”可见其回忆是真实可靠的。上述引文中提到“未及半夜，复得信谓吾辈党人在上海联合所有军警来攻制造局”，即指李燮和的部队。如果不是李燮和督率大队人马连夜进攻，恐怕制造局不会在当晚攻克，陈其美能否得救也就不得而知了。
    李燮和率部攻打制造局，援救陈其美出险，当事人一时传为美谈。史学家对此几乎都持肯定的态度。但也有个别论者对李燮和求全责备，认为李攻打制造局采取了故意拖延的态度。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其理由如下：一是李燮和事先并不知道陈其美将要在11月3日攻打制造局，对于陈其美贸然行事缺乏心理准备，诚如他在《光复军事略》一文中所说的，“燮和闻报大惊”，这件事完全出乎李燮和意料之外，使他一时措手不及。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靠近制造局的革命军队只有章豹文巡防营驻扎在黄浦江东岸，沪军营驻扎南市，这两支部队可以随时集中，但陈汉钦所部军警，散居闸北，因不能直接“挟兵入租界”，只能乘水上巡逻队的小火轮“绕道避租界抵南市十六铺登岸”；王楚雄所部水师也只能乘舢板船尾随而至，而数百名敢死队员持手枪、炸弹亦只能“散行越租界”，不便集中快速前进。因此，集合各部兵力攻打制造局需要有一个过程，没有足够的时间，队伍是集中不起来的。李只得“约以夜半皆会高昌庙”，合力进攻。二是李燮和对援救陈其美出险的态度是积极的。李于11月3日下午6时后才从浙江人方青箱等人那里获悉陈其美被俘的消息，他当机立断，“立召集陈汉钦等于锐进学社，下令合军赴援”（注：李燮和：《光复军事略》，《近代史资料》第57辑，第100页。）。但在场诸将士的认识并不是统一的，不少人对“陈其美之失事”怀有愤懑、胆怯情绪，“闻令下相顾且失色”，李燮和即席发表讲话，作临战动员，他异常激动地说：“今日之事，乃拿破仑所谓最后十五分钟者，大局存亡在诸君一勇怯间耳，无已，燮和请为诸君先登。”（注：李燮和：《光复军事略》，《近代史资料》第57辑，第100页。）言毕，手握炸弹先行，众将士感奋相随。三是李燮和攻打制造局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战术，用最短的时间结束了最艰苦的战斗。11月3日晚12时，队伍集合完毕，11月4日凌晨，李燮和即指挥发起第一次进攻，未能攻克；拂晓，李再次命令以敢死队为先锋，发起第二次进攻，敢死队员周德厚等从后门突入局内，参加攻局的商团队员亦逾墙进局，纵火烧屋，“合围”成功，清军即刻瓦解，整个战役仅用数小时即告结束，李燮和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其部众死亡20多人，其间，李“存问伤亡”，“遣人分馈诸军食”，完全尽到了一个军事总指挥的责任，根本找不到他“故意拖延”时间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