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借徣仍然是封建国家苛捐杂税的一个主要项目。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曾任参知政事的贺允中以台州天台县（今属浙江）兴化院为本家坟寺，按照规定，这一寺院可“依例免州县非时诸般科率、差使、借徣”。与此约略同时，天宁万寿寺在改赐报恩光孝寺敕额后，也得以“免非时借徣、科配”（注：阮元：《两浙金石志》卷九，《宋苍山资福寺敕牒碑》、《宋桐柏崇道观尚书省帖碑》。）。这两所寺观虽然获得了免除借徣的特权，但在当时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寺院仍然不能摆脱这一负担。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自宋徽宗到宋孝宗时期，借徣跟科配、支移、折变、身丁钱等一样，属于封建国家的苛捐杂税的一个项目。不过，它跟苛捐杂税的另一个项目“预借”又有区别，各级官府通过借徣向百姓勒索的只是财物，诸如车、船之类，而且在时间上只限于当年；预借的内容则一般都是二税、免役钱、坊场课利钱、和买绸绢等（注：《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庚寅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五，绍兴五年十一月丁酉条。），不仅可以预借次年的，还可以预借以后三年、四年甚至六七年的（注：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五《申尚书省乞拨降度牒添助宗子请给》。），所以预借有时也称为“预征”（注：《黄文献公集》卷一○下《格菴先生赵公阡表》。）。
    在社会借贷关系中，大约最迟从宋徽宗时期开始，也使用了“借徣”此词。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皇后出乘舆》（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记载：“士庶家与贵家婚嫁，亦乘檐子，只无脊上铜凤花朵，左右两军自有假赁所在，以至从人衫帽、衣服、从物，俱可赁，不须借徣（原案：徣即措）。余命妇、王宫、士庶，通乘坐车子……亦可假赁。”同书卷五《民俗》还记载：“或有从外新来邻左居住，则相借徣（原案：徣即措）动使，献遗汤茶，指引买卖之类。”这说明在都城汴京，民间流行着两种租借法，一种是“假赁”，即士庶婚嫁所需服装、用具都可向专门的店铺租赁，交纳一定的租金；另一种是借徣，即邻居间暂借生活用品，一般不必交纳租金。顺便指出，《东京梦华录》的“案”语把“徣”当作“措”是不对的。此书一九五六年版，本来没有这一“案”语，不知新版添加的“案”语以何为据？
    南宋时，在民间彼此借用器物和钱币方面，仍然使用“借徣”此词。早在北宋哲宗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续定”的苏州范氏义庄规矩中，就有一条规定：“义庄人力、船、车、器用之类，诸位不得借用。”这时还只用“借用”一词。到南宋宁宗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再次“续定”义庄规矩时宣布：“天平功德寺……多有疏远不肖子弟，请过义米归己，却返蚕食于寺中，至有欺诈住持，逼逐僧行，徣借舟船，役使人仆”（注：范仲淹：《范文正公集》附《义庄规矩》，四部丛刊初编本。）。同样是借船，这时就改用了“徣借”。当然，“徣借”跟“借徣”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不过用“借徣”则更准确一些。在民间借贷钱币方面，南宋后期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库本钱》载胡颖所撰《质库利息与私债不同》判词，引用了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的“申明之敕”而加以阐释说：“若甲家出钱一百贯，雇倩乙家，开张质库营运。所收息钱，虽过于本，其雇倩人系因本营运，所得息钱既系外来诸色人将衣物、金帛抵当之类，其本尚在，比之借徣取利过本者，事体不同，即不得与私债一例定断……”这说明民间借措钱财，债主可以收取利息，有时还可将利息率提高到本钱的一倍以上。
    以上所述，“借徣”的原意是借。由于“徣”即借字，宋人有时也把“借措”写作“借徣”或“徣借”，偶尔写作“假借”。但以“借徣”为最准确。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使各种经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单纯一个“借”字，已经不足以表达各种租借关系，于是出现了与“借”有关的一些词语，诸如“差借”（封建官府差借民夫）、“借倩”（雇人办事）、“预借”（如官员预支俸禄）以及“借徣”等。在赋税制度上，苛捐杂税的名目中除“预借”以外，在北宋后期也增添了“借徣”一项。封建国家制定“借徣”专法，规定了各级官府向民间索借物品的具体办法，又准许某些人户、寺观可以免除这方面的负担。从此，借徣成为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封建官府压榨广大人民的又一个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