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土耳其的统治者看，他们职位和权力的频繁更替越来越有利于英国。1876年5月10日，受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著名泛斯拉夫主义者伊格纳切夫影响的土耳其宰相马赫穆德·纳吉姆帕沙被亲英的改革派穆罕默德·拉希迪所取代；30日，被俄国控制的苏丹阿卜杜拉·阿吉兹亦被穆拉德五世所取代。推翻阿吉兹的主要是研究神学的伊斯兰教徒。他们仇视基督教徒，渴望实施改革。所以，英国很多报纸把换君事件视为对俄国的一次挑衅行动⑦。这为英国扶助、控制土耳其提供了可能。
    （三）在巴尔干斯拉夫人历次起义中，英国政府基本站在土耳其政府一边，主张对起义进行镇压。相反，英国在近东的主要竞争对手俄国，为了打开南部出海口，多次与土耳其兵戎相见，宿怨难弭。加之，俄国常常打着俄罗斯人与巴尔干斯拉夫人同宗、同族的旗号，以“解放者”的姿态，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土耳其境内的斯拉夫人自治，为土耳其统治者所不容。这样，土耳其政府不仅成为“俄国在东方实现其野心计划的障碍”⑧，而且成为英国在近东反俄的防波堤。
    （四）从国际环境上看，当时欧洲有六大强国，除英国独居海岛之外，其余都在大陆。其中，法国还没有彻底从普法战争的恶梦中醒来；意大利在解决近东问题上素来无足轻重；俄国是英国的主要对手；德国在近东没有直接利益；德国外交的基本点不在巴尔干，而是孤立或彻底击溃法国。为此，俾斯麦鼓励迪士累利在土耳其乃至埃及采取主动，“占领埃及对英国有利”⑨是俾斯麦常弹的调子。德国的态度，在客观上为英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奥国与俄国一样，是英国的竞争对手之一。但由于俄国深居大陆，在地域上又与奥国较为接近，故而与英国相比，俄国是奥国更危险的对手。同时，奥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对待巴尔干起义的问题上，与英国一样主张改革，反对自治。仅从这一点出发，奥国也愿意两害相权取其轻，在英俄角逐中倾向英国，在俄奥冲突中依赖英国，难怪迪士累利的政敌格莱斯顿一直确信，奥匈帝国是英国的天然盟友。此外，当时奥国的外交决策人物是外交大臣安德拉西伯爵，他的政治倾向是亲德仇俄，敌视巴尔干斯拉夫人，并愿意保持与英国的友谊。总之，从当时欧洲的整个格局及其外交走势上看，有利于英国实现其对土政策。
    在危机之初，英国扶助、纵容土耳其，保持其“独立和完整”的主要方式，是“等待与观望，以让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们决一胜负”⑩。英国政府的真实意图是：让土耳其政府用自己的力量去镇压斯拉夫人的民族独立运动，然后通过内部改革巩固其统治，使“病夫”能够在苟延残喘的情况下，置于英国的掌股之中，而又不引起列强对土耳其施行任何形式的干预。为此，俄国外交部高级顾问若米尼有入木三分的揭示。他说：英国“表面上不干涉，以麻痹我们和出卖基督教徒；变相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以保证土耳其人的成功，这就是他们的行动方案”（11）。
    拒绝俄、德、奥三国订立的“柏林备忘录”，是英国实现这一政策的关键一步。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保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但要以基督教徒的处境“已经改善的现状”为条件。这项条件，体现了俄国“自治”主张，有悖于英国在此期间的对土政策。不仅如此，“柏林备忘录”出台这一事件本身，说明俄、德、奥三国协同插手土耳其事务，大有使局部混乱发展为国际纠纷的危险，英国在土耳其的独占优势地位受到挑战。因此，迪士累利力排众议，甚至不顾其臣僚的辞职威胁，强硬拒绝“柏林备忘录”。同时，他还派舰队到贝西克湾，以武力作后盾，加强外交抗议。英国此举的真实目的，正如迪士累利向维多利亚女王所解释的：“不是为保护基督教徒或土耳其，而是为支撑陛下的帝国。”（12）但土耳其却把安看做是与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国的态度完全一致的行动。土耳其一直对英国抱有幻想，在危机之初的“领事调停委员会”和“安德拉西照会”问题上，土耳其都对英国发出特别邀请，寄希望于通过英国的“友好处置”，做出对土耳其有利的安排。现在，又因为依仗英国的支持，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土耳其，才敢在镇压保加利亚起义的同时，拒不接受“柏林备忘录”。从此，土耳其进一步变成英国与大国角逐的工具。西方史家古奇认为：“从英国反对柏林备忘录到东方问题解决前夕，土耳其政治的主要路线是在伦敦决定的。”（13）看来不无道理。
    三
    对君士坦丁堡会议的破坏和对《伦敦议定书》的认可，标志着英国维持土耳其“独立和完整”政策的结束，预示着英国对土政策的重大转折。
    君士坦丁堡会议由英国发起召开。1876年11月4日，英国政府向俄、德、奥、法、意、土各国政府发出正式会议邀请。在此后的一周里，英国首相和俄国沙皇分别在本国发表火药味十足的好战演说，国际局势骤然紧张。在此氛围下，土耳其统治者担心自己再次成为大国角逐的俎上肉，而试图免除这次会议。但英国威吓说，如果土耳其拒绝这次会议，“在将来的谈判中，女王陛下政府将被迫撤回其对土耳其的全部支持和援助。”（14）直到11月18日，土耳其才被迫接受会议邀请。迪士累利原本寄希望于通过组织、筹备君士坦丁堡会议，提高英国的国际地位，联合其它大国，孤立俄国，进一步“把俄国排除于土耳其事务之外”（15）。可是事与愿违，由于俄国代表的幕后穿梭努力，君士坦丁堡的预备会议通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保加利亚自治协议，土耳其“独立和完整”的前景顿时暗淡。对此，迪士累利迅即作出反应，把英国的态度作了反方向的调整，由先前会议的倡导者，变成了会议的破坏者。在迪士累利的指使下，出席会议的英国代表之一、英国驻土大使埃利奥特，在君士坦丁堡积极周旋，他一面向土耳其政府表示他自己“对土耳其人的同情和对大国协议的反对”（16），一面有意向土耳其政府透露他自己及迪士累利与外长德比及出席会议的英国代表之一、印度事务大臣索尔兹伯里之间的分歧（17）。英国内阁还发布决定，表示“将不赞成或不援助任何反土措施”（18）。这一切使土耳其相信，“万一发生战争，英国将不会在土耳其危难时对之舍弃不顾”（19）。因此，土耳其以颁布新宪法、实施改革为由，破坏了刚刚开幕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体现俄国意愿的自治方案也随之作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