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堡会议失败后，俄国统治层内的各派力量对比旋即发生变化，泛斯拉夫主义者和主战派的势力不断膨胀，俄国开始紧锣密鼓的战争准备，先后与奥国及罗马尼亚签订《莱希斯塔特协议》、《布达佩斯专约》及《俄罗协定》，得到它们中立及军事援助的许诺，并从俾斯麦那里获得两亿金卢布借款的保证，酝酿蓄谋已久的战争。其间，俄国为探听虚实，弄清英国的真正意图及在俄土战争中的立场，派伊格纳切夫就签订确认君士坦丁堡会议所拟定的各项条款的议定书问题，到欧洲进行“巡拜”（20）。此时，土耳其愈加衰落，出现瓦解的迹象。在此情况下，英国内阁认为：“不能不动，协调行动比单独行动更明智。”（21）就像迪士累利对俄国驻英大使舒瓦洛夫所说的，一旦“病人死亡”时，即土耳其帝国崩溃时，愿意缔结英俄协定（22）。于是，有了英俄双方代表德比和舒瓦洛夫达成协议、英俄德奥法意六大国代表于1877年3月31日在伦敦签字的《伦敦议定书》。《伦敦议定书》的签订，使伊格纳切夫确信，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会在即将爆发的俄土战争中，站在土方抗击俄国。俄国在发动战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而土耳其政府却固执地以为即使战争到来，英国的利益将不允许俄国彻底胜利，故在4月9日拒绝《伦敦议定书》。4月24日，俄国发动对土战争。英国扶助土耳其、维持其“独立和完整”的政策至此结束。
    值得强调的是，英国首相的“独立与完整”政策是具有弹性的相对概念。迪士累利曾经说过：“至少就我关心的而言，如果可能，决心维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完整’。”（23）言外之意是，如果英国的防波堤及冲跨，英国就要在瓜分土耳其中争得一份赃物。英国在君土坦丁堡会议问题上，所奉行的就是这样的原则。会议前，英国还力争保持土耳其的“独立和完整”，并把它视为操纵控制土耳其的最佳方式。但当自治协议通过英国的计划不可能实现时，它不是与列强进行面对面的交锋，而是直接或间接地激起土耳其的反俄意识，怂恿土耳其对会议进行破坏。结果，危机进一步激化，土耳其被英国推向战争边缘，充当了英俄近东之争中英国的炮灰。而迪士累利则在俄土战争爆发后，由土耳其的“保护者”，变成了瓜分土耳其的总导演。
    四
    俄土战争爆发的内在原因，是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近东野心的日益膨胀。但是，英国的行动也为战争的爆发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俄土战争爆发后，土耳其并未从唆使它进行战争的英国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援助。其间，英国仅仅发表了一项以俄国不改变近东均势为条件的官方“中立”宣言；在军事上的量大动作也仅限于在1878年2月派舰队到马尔马拉海中的王子岛上，与俄军武装对峙。究其原因，不止一端：有英国保守党内阁的政见分歧，有外交大臣德比对首相好战情绪的遏制。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则是迪士累利本人的对土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在紧随其后启用了以倡 导瓜分土耳其、以反土意识强烈而著称的索尔兹伯里，接替德比任外交大臣一职，就是一个极好的佐证。
    1878年3月3日，土耳其在战败局势已定，俄军已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的情况下，被迫同俄国签订屈辱的《圣斯特法诺和约》。该和约的主要特色是建立一个由俄国控制，其领土西到阿尔巴尼亚山脉、南至爱琴海的“大保加利亚”。它的性质正如安德拉西所说，是“正统的斯拉夫布道”。如果《圣斯特法诺和约》能够付诸实施，“大保加利亚”将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欧洲列强在近东的力量对比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英国在土耳其的独占优势也将随之消失，这时英国的霸权计划构成威胁。因此，迪士累利展开了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他利用俄德在对法问题上的分歧、利用俄奥在巴尔干区域的矛盾，积极实施拉拢德国、引诱奥国、对抗俄国的外交战略，以牺牲或削弱土耳其为政治砝码，在大国间讨价还价，最终迫使俄国妥协，被迫修改《圣斯特法诺和约》，吐出一部分已经入口的肥肉。
    俄土战争结束后，英国对土耳其实施直接瓜分政策。1878年6-7月的柏林国际会议，是这一政策的集中体现。柏林会议的结果，签订了《柏林条约》，用国际条约的形式确认了大国对土耳其的瓜分，英国从中得到了地中海的东大门－塞浦路斯岛。该岛有“新直布罗陀”之称，对英国建立地中海霸权至关重要，从陆军角度看，得到它就取得了对小亚细亚的威慑地位，并能阻止从高加索山脉和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源头向波斯湾或苏伊士运河挺进的敌军。从海军角度看，该岛为英国军舰提供了一个立足点，一个可以以较少驻军守卫的优良港。它接近煤源、接近印度航线，是不久以后英国征服埃及和控制土耳其的基地。从商业角度看，它便利了英国工业品向地中海东部诸国和诸岛屿的倾销，为英国控制这些国家和岛屿奠定了基础。正因为如此，迪士累利的这一外交杰作得到了英国公众的一致欢迎，有人甚至把塞浦路斯的获得视为一种象征，即“英国的传统没有彻底灭亡，而是在一个女人（维多利亚女王）和一个老年官员（迪士累利）的心中复兴起来。”（24）
    应该强调的是，此间英国对土耳其的公开瓜分与柏林会议前后迪士累利对土耳其的幕后出卖是相并而行的。其出卖行为主要表现为英国首相与俄法两国分别进行的政治交易。交易之一，是他在1878年5月30日与俄国秘密签订《俄英关于修改〈圣斯特法诺和约〉的协议》，以同意俄国占领卡尔斯、阿尔达汉等地为条件，换取俄国对“大保加利亚计划”的放弃。同年6月4日，迪士累利又与土耳其签订《英土反俄防御同盟条约》，以帮助土耳其夺回被俄国占领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等地的许诺，换取土耳其对英国占领塞浦路斯岛的同意。从表面上看，《英土反俄防御同盟条约》与修改《圣斯特法诺和约》无关，但它却是英俄秘密协议的一项不可或缺的补充。正是这种双边谈判折中的结果，勾勒出英国占领塞浦路斯的基本轮廓。交易之二，是迪土累利对法国实施安扶、补偿政策。《英土反俄防御同盟条约》签订之后，法国朝野大为不满，巴黎公众舆论哗然。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派外长索尔兹伯里向法国外长沃丁顿表示说：“如果你们愿意，就把突尼斯拿去吧！英国不会反对……”（25）这样，英国又以不阻挠法国吞并土属突尼斯为条件，赢得了法国对它占领塞浦路斯岛的默认。至于土耳其的态度，迪士累利不屑顾及。在苏丹还没有颁布敕令的情况下，英国就占领了塞浦路斯岛。土耳其苏丹只好告诉他的臣民“自愿交出海岛”。
    关于海峡，《柏林条约》重申1856年和1871年黑海海峡通行原则“依然”有效。但出席柏林会议的英国代表在此问题上大作文章，索尔兹伯里多次声称：关于关闭海峡问题，女王政府所负的责任“决不超出向苏丹作出的保证。即尊重苏丹陛下根据现行条约的精神而作出的独立的决定”（26）。这使英国有了控制海峡的口实，而海峡关闭原则也随之失去了它所具有的国际法效力。柏林会议后，英国控制了海峡。虽然它的军舰驶出了马尔马拉海，但它随时都可以重新驶入海峡，甚至驶入黑海。正如俄国陆军大臣米柳亭在1879年3月22日所写：“在目前情况下，……土耳其京城的真正主人已不是苏丹，而是英国代表。”（27）
    总之，从1875--1878年近东危机的全过程看，英国的对土政策虽有弹性调整，但其实质均体现了强权特点。英国对土耳其的扶助、纵容、出卖、瓜分，则以强权政治、英国对弱国外交的一个范例而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