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军在台湾南端的琅登陆后，即发动对龟山、竹山、凤港、石门等地的进攻，“焚踞牡丹社，并扰及邻社，肆虐已甚。”（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十四。）后因遭到当地村社人民的伏险截击，遂一面“招降牡丹社番目，前年被杀之人并不深追，即给旗为记”；另方面又运去“铁器、农具及动杉茶树花木等件”（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十四。），在占领的龟山一带企图久居殖民。
    清政府获悉日本侵台之后，一面和日交涉，并要求列强出面干涉；一面派总理船政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令其“带领轮船兵弁巡阅为名，预筹布置。”（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十四。）沈赴台后，“筹调枪队、军火，订购铁船、枪炮，备豫不虞”。清政府调“驻徐州之武毅铭军枪队六千五百人，由轮船分批航海赴台，稍壮声援。并令津沪各局先尽现存炮械军火陆续解济。”（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十四。）
    就当时台湾的形势来说，日本处境已十分困难。“台湾地方热甚，兵士多病”（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十四。），侵台日军3650多人之中，残伤患病者已达560多人；且“该国此役已糜费百余万，雇用西人充兵头，皆给重价，约六个月为期”（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十四。），支持业感不易。而我在台屯兵，至当年中秋节时已达万余，更有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抗日，“民俗强悍可用”（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十四。）；同时，西方各国为对华贸易，也反对日本对台湾继续用兵，整个局势的发展对中国颇为有利。但负责主持和日交涉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却始终抱定妥协求和的方针，他害怕中日交战，不但对战争缺乏胜利信心，而且认为“若我军齐集，遽与接仗，即操胜算，必扰各口，恐是兵连祸结之象。”（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十四。）因此，他虽也主张调军布防，但“非必欲之用武”（注：《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而只是用于为和谈服务。他说：“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注：《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他一再要沈葆桢“只自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并密饬唐提督到台后，进队不可孟浪。”对日兵“断无驱逐之理。”（注：《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他明知各国“未始不望日人之收功获利，断无实心帮我者”（注：《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可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各国出面干涉日本撤兵上。其对策就是开放台湾和各国通商，企求国际干涉的所谓“以夷制夷”。他说“台湾系海外偏隅，与其听一国久踞，莫若令各国均沾”（注：《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
    7月，处于进退维谷的日本向清政府提出，以赔款为条件，日本从台撤兵。这时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得格及驻华公使艾忻敏相继以袒护日本的姿态出来“调停”。李鸿章虽也认为“此事若以兵费结局，以后觊觎更多，鱼肉更甚”（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十四。），但又提出“抚恤琉球被难之人”，“犒尝”日兵“远道艰苦”之法（注：《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10月，日使大久保利通与柳原进京和总理衙门谈判。日方索贴兵费200万两，遭到拒绝后，便以出京回国相威胁。“英使威妥玛乃为居间调处，多方恫喝”（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十四。）。清朝政府屈服日本和西方列强的压力，终于在10月31日总理衙门大臣奕訢与大久保利通签订了中日“北京专条”及“凭单”。
    “条约”承认，台湾人民“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这就把琉球国当作了日本的领地，把日本侵略台湾的可耻行为美化成正义行动。并据此规定“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中国先准给抚恤银十万两”，日军“在台地方所有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准给费银四十万两”（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42-344页。）。就这样，日本的强盗侵略，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满载50万两的犒劳费回国。尤其重要的是取得了清政府对琉球属于日本领地的公开承认。这无疑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开了中日外交史上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先河。
    对于这个条约，连李鸿章也不得不承认“以抚恤代兵费未免稍损国体，渐长寇志”，但又说“忍小忿而图远略，抑亦当事诸公之用心欤”（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十四。），赞扬主持对日和谈的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非钧处智珠在握，操纵得宜，固未易如此妥协也。”（注：《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