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一段严重曲折，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①]除此之外，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50年代中期的国际政治是一种典型的两极世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严重对峙，“大跃进”的发动是与当时这种两极国际政治格局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十分复杂的，虽然我们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与苏联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有了保障，但是，国民党还盘踞在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对日和约尚末缔结，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经济上的禁运，军事上的封锁以及外交上的不承认政策，无理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中国周边蓄意“顽火”，企图以此来窒息新中国。在美国的唆使和纵容下，台湾国民党统治集团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攻大陆的叫嚣，制造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美、英、法等国家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穷兵黩武，到处炫耀其国力，特别是在1956年的苏共20大以后，在全球范围内反苏反共的声浪甚嚣尘上。“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在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兴高采烈地谈论苏联共产党关于个人崇拜的自我批评”[②]，目的是以此诋毁社会主义，以此来彻底摧垮社会主义阵营。一部中国近代史已经证明，落后就要换打。当代东西方对垒的格局也严重地预示着：落后就意味着毁灭。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自始就蕴藏着一种巨大的潜能和驱动力：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迎头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50年代中期，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尚有很大的差距。1957年，我国社会总产值为1606亿元，人均250元左右。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中钢铁535万吨，原煤1.31亿吨，原油146万吨，发电量193亿度，如果按当年人口6.5亿平均，则平均拥有量是相当低的[③]。与此同时，英国1957年的钢产量是2174万吨，煤产量为22600万吨，发电量960亿度，其绝对量超出中国很多，人均水平则要高出中国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至于作为当时世界上头号经济强国的美国，这些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还要高得多，1956年，美国的钢铁产量是10524万吨，煤产量是48330万吨，发电量为6820亿度[④]。这种实力上的悬殊，给中国共产党人以无形的压力，尤其是使毛泽东同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在1954年6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毛泽东不无忧虑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⑤]。因为“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⑥]这既是一种压力，同时也是一种动力。
    “大跃进”这一概念是在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一文中首次出现的。而实际工作中的“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大跃进’又是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大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开始的。”[⑦]这是一种带普遍性的观点。实际上，毛泽东同志的“跃进”思想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已经萌芽，他在1956年春曾经说：“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是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⑧]这种思想的萌芽，一方面是考虑到农业合作化要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但更主要的是考虑如何以革命促建设的问题。我们要在落后的情况下和资本主义国家争时间、抢速度，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三大改造）的步子过慢，不但要拖工业化的后腿，而且在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对抗中将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由于1954年12月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美国所精心设计的针对共产主义世界的“新月形”防线得以强化，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又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因此，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同时第一次提出：“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⑨]从此，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加快了，原来准备以18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在短短的四五年中就基本上完成了。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⑩]
    社会主义革命的加速完成，实际上就是生产关系方面的“大跃进”，因为有了生产关系的“大跃进”，同时又强调落后的生产力必须跟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因而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大跃进”，也就顺理成章了。1957年11月，当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时听说苏联要用15年的时间超过美国，非常兴奋，并当即表示：“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1）]这个口号经刘少奇同志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后，就成了全国人民奋斗的一面旗帜，也是人们鼓足干劲进行“大跃进”的一个精神支柱。受这个口号的影响，指标越定越高，超英的时间不断提前：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认为7年可以超过英国，15年可以超过美国；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只需经过1959年一年的努力，我们就可以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超过英国，超美的时间也不要原来没想的15年，只有7年就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超英”“赶美”成了“大跃进”发动的内在动力。
    在“大跃进”正如火如荼的1958年9月间，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在分析国内国际的形势时指出：“我看，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现在他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同时还指出：“世界上的事情不搞就不搞，要搞就多搞一点。……那个时候，我们跟美国人谈判就神气一点了。”[（12）]透过这些字里行间着实可以看出，“大跃进”就是要蹩足劲和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13）]正如“大跃进”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柯庆施所说：“我们认为既然是干社会主义革命，干社会主义建设，干这种前无古人的事业，干这种同帝国主义争时间、比速度的事业，那就必须有一股革命的干劲。”[（14）]
    二
    除了与西方世界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之外，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存在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问题，当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之际，毛泽东同志已开始探索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中共八大一系列历史性文献，代表了这种探索的最初成果。可是，当这种探索刚刚有了一个良好开端的时候，中苏之间那种兄弟般的友谊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此，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开始把重点放到跟苏联的比较这个方面，“大跃进”的发动又蒙上了一层苏联背景。
    根据李锐同志的分析，“1955年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追求一种较高速度的新的发展经济的办法，来代替积极稳妥、讲究综合平衡的苏式道路”。应该说这是毛泽东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点。之后，为了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为了写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作了他在建国以后最广泛而深入的两次调查研究。当《论十大关系》正在写作的过程中，传来了苏共20大的消息，因此毛泽东便理所当然地将文章的重点放到了与苏联的比较上了。毛泽东同志自己也说过：“1956年4月搞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跟苏联有同与不同，具体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的一套。”[（15）]《论十大关系》代表了毛泽东探索的第一步，这一步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苏共20大，受益于苏共20大揭开了苏联和斯大林的盖子。“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象过去那样迷信了。”[（16）]
    据吴冷西同志回忆，在1956年3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针对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指出：“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17）]确实，在苏共20大以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获得了较大的解放，他开始仔细审视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历史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系统地比较两国的国情以及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他说“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有不同没有？是有的。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至于所作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比如，我们的农业集体化经过几个步骤，跟他们不同；我们对待资本家的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的市场物价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处理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关系，跟他们不同；我们军队里头的制度和党里头的制度跟他们不同。”[（18）]并且开始对苏联的建设成就取藐视的态度。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19）]言下之意，中国共产党要比苏联搞得更多、更快、更好。毛泽东曾经反复表白过这样一种想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20）]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用15年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既是和帝国主义竞赛，同时也隐含着与苏联的比较。
    怎样比较呢？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我们有可靠的资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苏联比较，两个同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不存在社会制度之间的优劣，只有建设模式的不同。
    在赫鲁晓夫统治苏联的时期，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诸如运用经济杠杆，适当发展市场，实行经济核算，适当放松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缓和东西之间的紧张局势，等等。这些改革是在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些措施的推行是对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一种否定，实践证明，它给苏联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注入了活力。
    中国共产党在破除了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迷信之后由于时代的局限，没有能够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方面寻找突破口，而是认定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即“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这种经验，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被概括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武装夺取政权，继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消灭剥削制度和私有制度，消灭阶级；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就是这些基本的经验和原则。因为没有引进经济杠杆和竞争机制，又要比苏联搞得更快更好，唯一的办法就是以社会主义为旗帜，以政治思想为先导，大搞群众运动，完全依靠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以及干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和积极性。因而，当劳动的热情和革命干劲没能换来应得的回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受到了极大的挫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