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郑亚于桂幕事辨析
    李商隐从郑亚于桂幕，也是涉及到牛李党争而必须加以论述的问题。朱鹤龄说：“夫令狐绹之恶义山，以其就王茂元、郑亚之辟也；其恶茂元、亚，以其为赞皇所善也……义山之就王、郑，未必非择木之智、涣丘之公。”（注：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序》。）张采田亦说：会昌中，诗人正书秘阁，对于正在当国的李德裕是由衷钦佩的，只是“遽丁母忧，攀附不及”，诗人既有情于李党，而李党亦非有意疏诗人，“故大中元年遂从郑亚于桂海（注：《会笺》卷三145页。）”。这样，李商隐从郑亚，就成了他去牛就李的一件重大行为，也是诗人属于李党的一个证明。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我认为，李商隐从郑亚，不是去牛就李，而是“为贫而仕”。
    这里，我想对李商隐的经济状况进行一个简略的分析。我们知道，当诗人的父亲去世，他将灵柩归祔郑州附近的“故丘”以后，家中已经十分贫困，甚至连奉养母亲已感困难。后来他在外求仕，依附令狐楚，得到财物上的接济，但他生活仍然很窘迫。他在《上李尚书状》中说：“袁生之门，但闻有雪；墨子之突，曾是无烟。”（注：《补编》卷五。）中进士而授官以后，诗人的经济状况应当有所好转。但几年之后他的母亲去世，居丧期间，他将历年来亲友的馈赠、以及个人节省的盈余全部用来改迁亲属的坟墓。迁葬完毕，经济上又复困窘，他形容这时他们夫妻的生活是“前耕后饷，并食易衣”。（注：《文集》卷六。）服丧期满，他重官秘书省正字，正如他在《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中用一句诗所概括的：“我时憔悴在书阁”。一个“憔悴”，就画出了诗人当时的处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应郑亚的邀请南下桂州。他从郑亚于桂幕的原因，大概有两条，一是官位可望升迁，二是薪俸较京官为丰厚，也就是诗人在《酬令狐郎中见寄》中所表白的：“补羸贪紫桂。”
    如前所述，李商隐在秘书省任正字，是正九品下阶。而《旧唐书》本传说他到桂州时，检校水部员外郎，是从六品上阶。只是由于时间太短，所以还朝后未能“依资改转”。（注：参见《会笺》122-123页。）但无疑，郑亚曾经以此相许，李商隐对此也是抱着希望的。
    唐朝制度，从初唐到开元、天宝时，朝廷重内官而轻外官。边远之任，用人更轻。但是到肃宗、代宗以后，情况便不同了。元载当国时，因为仕进者都乐意留在京城，便故意“制俸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于外官乞贷”。清赵翼《陔余丛考》有一节专论“唐制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他还举出了下列史实：“唐书嗣曹王臯传云：臯为秘书少监。上元中京师饥，斗米值数千。臯乞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贬温州长史……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家人恨降谪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员外郎，至求为洪州别驾。其节度使府宾佐有所忤者，荐为郎官；当迁台阁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注：《陔余丛考》卷十七。）可见，当时外官俸禄丰厚，人所乐任。李商隐居丧以后，家境困顿。桂幕的职务官阶既高，俸禄亦较厚，他从郑亚之辟，也是合情合理的了。
    从郑亚于桂州，是否给了李商隐后来的宦途以很大的影响呢？也就是说，是否因此便受到牛党的嫉恨和打击呢？根据现有的材料，难以得出这种结论。
    如前所述，牛李党争是中晚唐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斗争。考究它兴起和发展的原因，牵扯到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帝王的废立。如武宗之立不由牛党，他上台后就贬斥牛党的宰相杨嗣复、李珏，甚至派中使前往贬所杀他们；（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又据《通鉴》记载，武宗曾经对光王（即后来的宣宗）“不礼”（《考异》附录甚至说武宗曾有幽禁光王、密令处死的事情），光王即位后说，见了李德裕就“毛发洒浙”，（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所以宣宗立，务反会昌之政，起用武宗朝贬逐的牛僧孺、李宗闵、崔珙、杨嗣复、李珏等，而将李德裕一贬再贬。二是宦官的利用与挑拨。如大和八年九月，王守澄、李仲言、郑注皆恶李德裕，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与李德裕不相悦，引宗闵以敌之。（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果然，二李之争起，李德裕被逐。三是政见的分歧。如对待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归唐问题上，牛僧孺、李德裕的见解正相反对。在对待藩镇的态度上，两党也有所差异。（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其四是无谓的宗派倾轧。认识了党争产生并垂四十年的复杂原因，就可以避免把它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
    再者，党争的双方也并非始终和绝对对立着的。有时，他们也同时遭到贬逐，如甘露之变前夕。有时又互相救助，如会昌元年杜悰求助于李德裕，李德裕、陈夷行为救牛党宰相杨嗣复的性命，在延英殿向武宗“泣涕极言”。（注：《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而且作为上层集团的个人，他们的“党属”也并非绝对不变的。比如李宗闵最初曾为裴度所提拔，裴度被认为是亲近李党的人。按理，李宗闵应为李党中人，但他后来却成了牛党首领。元稹本与李宗闵厚善，但元稹在翰林时，又曾与李德裕、李绅“情意相善”，合称“三俊”，在穆宗长庆初并参与了党争中著名的弹劾李宗闵请托一案。同时，元稹又是白居易的好朋友，白居易的兄弟白敏中被认为是牛党。又如李固言，被认为是牛党，但在甘露之变以前，又曾“锻炼杨虞卿狱”，打击牛党人士。又如柳仲郢素与牛僧孺善，而李德裕也重用他。柳仲郢很感激，对李德裕说：“不意太尉恩奖及此，仰报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门馆！”
    这里举出上述史实，是为了说明，在党争问题上，简单化、绝对化的认识是不妥当的。既然上层人士可以变换“党属”，沉沦下僚的李商隐，娶了一个非牛非李的王氏女，从郑亚到桂州当了一年的书记官，是否会受到牛党那样深刻的嫉恨呢？我以为是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