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又称国民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由谁领导的呢？传统的观点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具体说法大致有三种：其一说，中国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领导的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1〕。其二说，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是“通过国民党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表现出来的”，“纵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它的兴起、发展以及最后失败，无一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 只是这种领导采了国共合作的形式”〔2〕。或说，中国大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国民党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的领导和推动下”〔3〕形成的。 其三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这个形式来保证的”〔4〕。 另外一种说法则是：“根据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国共两党所取的领导作用和影响的不同，把领导的状况分为三种类型，即：以共产党领导为主，国民党配合支持型；以国民党领导为主，共产党配合支持型；国共两党合作共同领导型”〔5〕。
    以上各种说法的共同点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大革命时期的领导者。我们不同意上述说法，认为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尚不具备作为全国革命领导者的条件；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掌握大革命的领导权。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状况，表明她无法取得革命的领导权
    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远没有形成为全国性的政党，在组织状况、理论水平、斗争经验、领导策略等诸多方面，都没有成熟。毛泽东指出：“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6〕。显然，处于上述状况的中国共产党， 还不可能取得对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状况是：“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而且，“党内混进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内涌现了很多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7〕。首先， 党员人数太少。1923年党的三大时，全党仅432名党员。半年后， 即大革命开始时，“党员增加不过百人”〔8〕。一年后，1925年1月中共四大时，党员仅994人。到大革命高潮、即北伐战争开始的1926年7月，党员才发展到11257人〔9〕。其次，从党的组织来看，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还没有党的组织。中共三大以后，中央分别在广东、湖南、武汉、北京、上海建立了五个“区执行委员会”。稍后，在山东和江西建立“地方委员会”，向四川派遣特派员。全国大多数省没有党的组织，甚至连党员都没有。1925年中共四大以后，将北京和上海的区委扩大，分别为北方和江浙区委，并增设豫陕、陕甘两个区委以及重庆、安庆、福州等地方委员会。就是1927年中共五大以后，全国也只建立16个省委，还有10多省没有党的组织〔10〕。再次，党员素质差，组织观念不强。据1924年各地党组织给中央的报告，党员“懂组织与党义的占最少数，同志们不知服从纪律与党纲为党员应尽职责，并忽视小组会议，故意不出席，甚至有成年不为党任事”〔11〕的现象。1926年7月， 中央政治报告中强调：“党员数量虽然增加，而质量确是退化了”，“同志都缺乏理论及确定的革命人生观”，“缺少以前那样刻苦奋斗的精神和自觉的革命情绪”，“有雇佣劳动倾向”，“发生贪官污吏化”〔12〕。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极不成熟的幼年的党。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不高；特别是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还在争论和探索之中。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特别是“中国党一开始成立，就卷入伟大的实际革命斗争中，各方面都应付不暇”〔13〕。不仅“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4〕；而且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理论，尚在探索之中。中共三大之前，蔡和森、高君宇、瞿秋白等人开始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中共三大的结论却是：“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15〕。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虽然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但是，党内始终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等人轻视无产阶级，特别在实际工作中放弃领导权；一是彭述之、张国焘等人宣扬无产阶级的“天然领导权”。这两种错误倾向的发展，终于导致全党在理论上的倒退和在实际斗争中放弃领导权。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四届三中全会竟认为：“自五四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逐渐成了民族革命运动中之主要成员，且在领导此运动之趋向”〔16〕。到年底中共汉口特别会议时，竟连“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字样也没有出现了。特别在革命紧急关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了全党，“自愿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17〕。可见，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还处在一个逐渐深入的反复争论的状况。在理论上，还没有全党统一的正确认识；在行动上，则始终没有把自己置身于全国民主革命运动领导者的地位。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18〕，更没有形成自己的领袖和领袖集团。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不到三年，就匆忙投入了大革命的洪流，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地作好各种准备，更没有实践斗争的经验。虽然和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却对资产阶级叛变革命的危险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警惕。当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夺取革命领导权时，中共更是惊慌失措，应对失策。虽然党以极大的精力投入了工农群众运动，但却缺少革命的领导艺术和杰出的组织才能。当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到来时，只有少数党员如毛泽东等人能给予正确的评价和热情的肯定。党的主要领导人却在资产阶级压力下，指责农民运动“过火”、“糟得很”。特别是当革命处于危急关头时，在复杂曲折的环境下，党中央却不能辨别方向，缺乏决策能力，没有应变手段。刘少奇回忆说：那时，“到底是你的对还是我的对，没有经过考验。中央开会我也参加，四五个人开会，一开会一个人讲那么一篇，听起来也都有道理”，“你说他不对也驳不了，说他对又实在弄不通”〔19〕。蔡和森也说，中共五大以后，“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不振，大家都沉闷得很，又象迷失路途似的，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是动摇的犹疑的”〔20〕。他还举例说明当时的中央领导层摇摆不定、朝令夕改、举措失当、决策无方的实际情况。当时，党内涌现了一批活动家，但没有来得及形成党的领导核心，没有找到自己的领袖。列宁指出：“历史上，取得统治地位的每一个阶级，都推举出了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21〕。任何阶级如果没有形成自己的领袖，就得不到领导权，更得不到统治。列宁还强调无产阶级的领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22〕。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陈独秀以及曾进入核心领导层的彭述之、张国焘、谭平三等人，显然不具备上述列宁所讲的条件；瞿秋白和蔡和森虽是当时党内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较高的领导人，但是，在实际斗争中，却热情有余，经验不足，而且没有在党内处于主要地位。总之，党中央还没有形成稳固而正确的领袖集团，因此，更无力担负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第二，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成为大革命时期的领导者
    国共两党合作之前，实际上国共两党已经就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有了共识。或者说承认国民党是领导者，是国共实现合作的前提条件。中共三大确定了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所有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向全党全国公开宣告：国民党是“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23〕。至于孙中山，虽然主张同共产党合作，但却坚决拒绝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关于建立两党联合战线的建议，坚持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原则。孙中山坚持党内合作的目的，对宋庆龄说得非常清楚：“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24〕。即企图依靠朝气蓬勃的共产党人做救活国民党的“新血液”，来整顿和挽救组织散漫、思想混乱、斗志衰退的国民党，从而使国民党继续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责任。
    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清楚地表明两党没有平等地位，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是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都必须承认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员却不要承认共产主义，更不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国共合作之初，一些国民党员曾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孙中山则为此明确批示，绝不容许共产党人“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共产党“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25〕。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首先自己申请，经国民党组织批准后，再由国民党人主盟介绍，宣誓后方可成为国民党员。国共两党之间没有合作的具体协议，没有党内领导职务的分配方案。共产党作为合作者之一，对合作后国民党的政策没有决策权，没有否决权，甚至连制约的权力也没有，实际上等于共产党为国民党所吸收、所吞并。虽然一些共产党人曾进入过合作后国民党中央领导及各级组织的领导岗位，也掌握过一些权力；但是，始终没有处于主要地位，而且国民党中央可以随意撤销共产党人的职务，剥夺其权力。此外，从合作时国共两党的实际情况来看，国民党有几十年历史，十多万党员，党的组织遍布全国及海外，有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影响与号召力：共产党则成立不到三年，仅400多名党员， 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没有党的组织。在这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共产党不可能取得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更谈不上对国民党发挥领导作用了。
    党内合作的形式，还限制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不利于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列宁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是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原则，是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但是，党内合作的形式却束缚了共产党的手脚。因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以服从国民党的党纲、党章、遵守国民党的纪律为前提条件的。李大钊曾代表共产党在国民党一大上公开保证：“我们既然参加本党（指国民党），我们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守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应受本党的惩戒”〔26〕。稍后，中共中央更明确规定：“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共产党员，要遵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各项政策，他们要服从国民党的纪律，执行国民党的政策”〔27〕，在公开场合，还只能打国民党的旗帜，喊国民党的口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更明确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处处迁就国民党，压制共产党。一切工作要共产党员埋头苦干，一切功劳则记在国民党头上。共产党中央制定的政策，要由国民党中央批准，就连中共五大通过的土地革命纲领，也因国民党的否决而不能公布，更不能执行。共产党不能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号号召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甚至在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单独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也习惯地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这种情况自然会造成党内思想的混乱，导致放弃领导权的后果。毛泽东指出：“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认为国民党是人家的”，没有“当主人的决心”〔28〕。
    党内合作的形式，客观上为国民党党内右派夺取革命领导权创造了条件。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只纳新，未吐故，代表地主、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客仍然留在国民党内。特别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勾结老右派，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阴谋活动，夺取了国民党的大部分权力。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不仅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反而因为是国民党的“内部事物”，认为“他党无权干涉”，甚至批评共产党员“包办太多”、“过于认真负责”，要求“我们不包办一切”〔29〕，只能处处退让。从而使国民党右派先后夺取了国民党的军权、党权、政权，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
    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大革命的领导，是通过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来实现的，即说国民党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为此，有必要对国民党进行具体分析。在1924年国民党的一大会议上，国民党最高领导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24名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了3席， 其中谭平山更是三常委之一；而在17名候补中央执委中，共产党员则占了7席。因此， 共产党人能在国民党中央发挥一定领导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被极大地限制了的：第一，孙中山作为国民党总理，驾凌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上，掌握了国民党的决策权；第二，具有很大权力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部为国民党人士，共产党连发言权也没有。1926年元月国民党二大，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的力量加强，36名中委中有7 名共产党员，占了近1／5的名额，谭平山等21名共产党员分别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的部长、秘书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但是，仅仅几个月时间，情况突变。是年5月，国民党中央通过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 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作了种种限制，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被迫辞职，严重削弱了共产党对国民党和大革命的作用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