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为广东一隅，被英国割占为其殖民地后，有其独特发展历程。它和广东发展有同有异，但二者始终密切相关。长期生活和战斗在广东并同香港迄有多种联系的孙中山，对粤港以及两者的连接呼应关系一直十分关注。他对两者地位、作用的认识和比较，以及如何按照其同异和情况变化而采取相应对策方面，都有一个错综复杂的变化历程。
    一
    1923年孙中山曾说：“外省人与港澳远，不知港澳情形。广东接近港澳，其政治之良否，当甚明晰也。”〔1〕这是他积累多年的心得， 也符合历史实际和他的思想实际。
    当孙中山瞩目香港时，香港正因其地处国际交通要道，被英国视作进窥中国内地和向太平洋地区扩张的重要基地，而以有异于许多英国殖民地的方式，宣布它为自由港，航运业、金融业、近代工业、城市建设等都得到较快发展，崛兴为世界中转贸易的重要港口和近代化城市。一个华洋共处、注重法治的社会也逐步确立。它以较为文明和自由，与落后的中国大陆形成鲜明反差。这种反差感和始终存在于香港社会的种族间不平等相结合；加上香港社会和香港华人资产阶级是由太平天国时期广东洪兵起义失败后迁避香港添组而成。在他们当中，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情绪长期保留。日趋紧迫的民族危机更激使香港华人“酝酿出耻辱和愤怒的真诚感情”，唤起他们的近代民族主义〔2〕， 渴望祖国迅图改革，以臻强盛。这成为香港和内地特别是粤港人民情愫勾通的纽带。
    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虽在鸦片战后不如上海和江浙一带发达，更落后于香港。但它夙同外部世界有着较为广泛而持久的联系，它毗邻港澳且是主要侨乡，因此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比较或交流，也在这里较早较多地展开。值得注意的是，广州、香港和上海在鸦片战后尤其是70年代后形成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与相辅相成的联动带，一些关注西方人士和维新人士活动于上述三个地区，他们对粤港的连接的意义已有谈论或以其阅历感受予以表明。反映中国人对西方社会最初观察的斌椿著《乘槎笔记》，即作者经历上海、香港欧洲之游后，于广州落笔写成〔3〕。容闳深有感于“香港为中国南部形胜，无怪外人垂涎”， “故此岛终不我属”〔4〕，因以增唇亡齿寒、须奋起救国之思。 康有为“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环丽，道路之整洁，巡扑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后又“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5〕。返粤后大讲西学，决志从事变法维新。 张之洞于任两广总督时，深知粤港相邻相依，“固粤之利，亦港之福”，故上奏催设香港领事〔6〕。薛福成亦认定“香港一岛，附近粤东， 尤为中外往来咽喉”和中外“交涉渊薮”，因而多次奏陈在香港设立领事以司各事之紧要〔7〕。
    孙中山与上举人士多有关系，其最早思路亦有类似处。他几次谈到求学香港时，开始进行粤港比较，得知从香山到粤省督署的官员均“以贪脏纳贿为常事”，而香港官员则“洁己奉公”，因而“秩序整齐，建筑宏美，工作进步不断”，产生改变中国现状的念头〔8〕。但是， 由于孙中山和前此先贤的思想起点、文化背景不全相同，得出的审辨结果亦有异，他一开始就出现了三方面的超越。
    其一，共和革命道路的择定。穷苦的幼年生活，贪婪横行的现实，太平天国英雄反清业绩的传闻，在孙中山心中埋下了亟欲改变现状的种子，激使他去探求“不再闷在黑暗里”的“真理”〔9〕。随后， 他有机缘到檀香山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促使他进行第一次中西比较，认识到必须按照西方模式来“改良祖国，拯救同群”〔10〕，又因他当时就读的英国圣公会教士主办的意粤兰尼书院向他灌输了英国文明（很可能使他得知香港某些情况）和反对美国吞并檀香山的情绪〔11〕，因而出现“国家为什么这样衰，政府为什么这样糟，推究其故，就是政府的权柄，握在异种人--满州人手里”和“由中国人当权，就可不致再受人欺侮”〔12〕的想法。
    1883-1892年间，孙中山曾就学于香港。他以粤港为典型，做出了第二次中西比较，得出新的审辨结果。这是他思想成熟时期发生的事情，其意义更为重大，影响更为深远。在檀香山，他不仅了解到英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也读过“华盛顿林肯诸先进的革命过程史乘”〔13〕；到香港后，他虽继续接受英国式教育，但他最爱读《法国大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14〕，日益趋向于建立以汉人主宰的共和国来取代腐朽颟顸的满清王朝，即他后来自述的：深有感于“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必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时时涌现于心中。”〔15〕对此，他在早年著作《伦敦被难记》、《第一次广州革命的起源》、《中国之司法改革》、《中国的现在和未来》〔16〕都有说明。它们实际上都是从粤港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方面作出比较后，得出必须推翻腐败至极的清政府才能使中国获得新生的结论。正因此，孙中山虽始终认定香港的法律制度、社会秩序和城市近代化建设的优越，但他在早年就认为“英人最富于保守性质，世有约翰牛（John Bull）之称，其宪法号称不流血的和平宪法”〔17 〕。即认为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不适合于中国实际。揆其一生，这是他对英王统制的香港殖民体制也从无赞词。他要追迹法美取法乎上。这是他对近代先贤的一大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