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上述两种联合和尖锐对立的认识，促使他拒绝国民党右派的软弱立场，坚持把取消包括割让香港在内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列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之中〔57〕。在随后所作“民族主义”演讲中，他进一步揭露英国的“霸道”；希望中国青年和香港华人珍视民族主义，不要惑于旨在奴役中国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主义”〔58〕滥调；并表示收回包括香港的已失疆土的强烈愿望。1924年8月后发生的商团叛乱，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竟公然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之命，如遇中国当道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之”〔59〕。时人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在广东左就是广州，右就是香港。”〔60〕为此，孙中山再次发表对外宣言，愤怒谴责英国政府执意与广州革命政府为敌，图谋摧毁广州革命基地〔61〕。他在11月25日日本神户欢迎会上的演说，着重揭露港英当局支持商团发动叛乱的内情及其残暴行径，指出：“幸而英国人和陈廉伯的这次阴谋没有成功，如果真是成功了，广东便变成了第二个印度。”〔62〕其时，陈炯明在香港的部属与亡走香港的商团首领以香港为庇护所，组织“救粤联合会”，谋划反攻广州〔63〕。香港一些报纸又继续攻击孙中山搞“赤化”，反对孙中山北上谋求和平统一。如此等等，更促使孙中山认清香港是中外反革命势力紧相连接、倾复广东革命政府的罪恶渊薮，因而在反复阐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立场的同时，进而明确表明有意收回香港、澳门〔64〕。在其《国事遗嘱》里，还把“开国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65〕勖勉后继者。这就是孙中山对待上述两个连接的的最终眼界。至于如何收回香港，武力收回显非当时广东革命政府力所难及。根据他在收回关余和处理商团等事件中的态度以及1923年对香港亲英人士何东爵士和平统一中国倡议的赞同等等推测，他考虑的决不是当即使用武力，而是待国家强盛有实力可恃之后，乃至是趋向于在世界人民支持下的和平谈判。
    三
    孙中山的改革和革命思想是与国家建设特别是与广东建设相伴而生相辅而行的。在这当中，粤港相联系相比较又在他心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孙中山改造中国的设想，首见于他于1890年写给其同邑人退休洋务官僚郑藻如的信。这时他正在香港西医书院开始第四学年课程，在香港前后居留已历五年，而又经常往返粤港间，这是他改造祖国思想加紧酝酿和成熟的时期。在这封信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纵论的振兴蚕桑业、消除鸦片毒害以及兴学育人均以广东现状为依据，而以香港见闻为效法榜样，企图先“试之一邑”，再图“风行天下”〔66〕。1894年孙所撰《上李鸿章书》〔67〕是他改造中国的最早蓝图，它与其时常往来于粤港的郑观应的观点显相内通。该函称：“文乡居香山之东，负山濒海，……故乡之人多游贾于四方，通商之后颇称富饶，近年以美洲逐客，檀岛禁工，各口茶商又多亏折，此间景况又逊前时，觅食农民尤为不易”；如果再把他随后写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所直指广东的贪赃枉法、工商阻滞等情况相映照以及揆诸他当时目光之所及，广东现状自是诱发其中国亟需改变落后状况实行近代化的内因。而该函提到的外部参照模式主要是香港。因此可以说，《上李鸿章书》所显示的中国近代化设计，很大程度上是他对粤港审视的结果。
    这种情形还在随后一些事件中或隐或现地出现。孙中山在1899年绘制的《支那现势图》及其所写论文中，内部拟建的11条铁路有4 条起迄或途径广东，其中2条与香港海陆相隔较近〔68〕。1900 年由孙中山领衔向港督卜力递交的信，其所列“平治章程”〔69〕，又显系以他在此前所发表的著作、谈话为依据；而所提拟在港督操纵下的两广独立后的六条施政纲领诸如设立议员、平其政刑、以学校代替科举等等，与19世纪下半叶的香港的现行政治、经济、法律政策颇多相似。
    1912年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后致力于实业建设时，一再表示希望广东建设为模范省。他说：“诚以我粤之财力，与夫商情之洽固，民智之开通，……萃其心思才力于一途，以振兴实业，谋国富强，不出数年，知必有效。”〔70〕他所拟的实业建设计划，以修筑铁路为首着。他把“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以南”作为“沟通全国之真干路”三条之一〔71〕。他在规划迅速引进外资兴筑的5条干线中有3条在广州。即从广州到云南大理、从广州到成都、从广东、香港到大沽〔72〕。其时， 广九铁路已于1911年8月建成通车。如果再把他于1899年就已擘划的自浙江宁波经福建厦门、漳州到潮州、惠州、博罗、增城至广州，再西行到雷州、徐闻、至海安〔73〕的铁路建筑计划联成一体看，则可看到孙中山不仅要把广东与香港紧相连接，而且由此通向全国四疆。当时他特别指出：“粤汉干线，关系民国前途甚大”，将可“联合湘鄂，推广进行，国利民福，望速图之”〔74〕；并藉此可谋解决“云、贵、广西僻处边陲，交通不便，近日外人窥伺日急”的严重危局〔75〕。这些显示孙中山对粤港连接的极其重视和由此扩及全国的高瞻眼量。为实施这一抱负，孙中山提出借用外国资本、外国人才、外国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他认为粤港应在这方面起先导作用。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广东省临时议会先于他省讨论通过了地税换契案，以期扫除修路和兴办实业的封建性障碍并获取建设费用。他积极支持香港筹饷局的工作，向粤港商人剀切指出：“望诸君消除此前排外的性质，极力赞同，将来鍫深河道，扩充铁轨，商务繁盛，我广东地价可百倍于香港”〔76〕。他在两次与香港《士蔑西报》记者的谈话中，一则深信“华人一旦明白政府财源困乏，需财行政，则其热诚之心，立即发生，自愿将资财输出”；另则强调广东“取财于外国，较易于本国”；并批评某些香港华商“劝省城商人不可用洋人资本，以免瓜分之祸”为“涂说”〔77〕。他于在粤期间曾与荷兰银行家上丕文订立《中华振兴商业银行草约》。尽管借外债筑路并不顺利，但港商闻“外债决裂，财政困急已达极点，外人藉此以干预我财政权，攘夺我国权”之情势，深感“非我四万万同胞急起直追”不可，故拟联合省港行商“担任国债，以为后盾，先由我广东发起担任三千万”，以冀“内外同胞，莫不闻风响应，天下事尚可为也”〔78〕，显示出香港爱国商人与广东商界的同声相应。但上述举措旋因袁世凯挥舞屠刀、破毁和平建设而被废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