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粤港成为孙中山与保皇党争夺的重要地盘和发动西南边境武装起义的主要地区。就前者言，香港殖民当局虽允许革命派南方主要喉舌《中国日报》开设，但“对华文报纸取缔甚严”〔38〕。1904年后，该报和广东的《广州日报》等革命派报纸相呼应，对保皇论调大张挞伐，广东革命志士亦“纷纷投稿为《中国日报》声援，而革命书报在粤销售为之大增”〔39〕。但香港殖民当局对《中国日报》多有刁难限制，1907年8月“香港议政局徇清政府请， 通过禁止报纸登载煽惑友邦作乱文字专律，殆为中国报而发”〔40〕。就后者言，当时革命党人发动的大部分起义，诸如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钦州五光山、广州新军、广州三·二九等起义都发生在原广东境内，都以香港为策划地或人员武器转运地，同盟会香港分会是主要筹划或策应机关。孙中山指定其当时的主要助手黄兴、胡汉民、赵声等主持粤港革命事务。香港殖民当局常配合清广东政府，侦探和监视孙中山革命党人动态，禁止革命党人军事训练，诬以强盗罪予以监禁，扣留过港军火等等，使起义进行受到损害。此时，正值英法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孙中山因而对香港更为关注。他指出“江宁（南京）条约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表示“我们应该赶快湔洗这个耻辱，以免除亡国灭种的痛苦。我们革命党的行动，就是要谋中国的自由平等，……不做外国人的奴隶”；并且相信，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后，“再把国家变强盛，那时自然可以和外国讲平等了”〔41〕。
    1911年11月9日，继武昌起义胜利后的广东独立， 是粤港革命党人共同活动的结果。香港总督虽知香港华人拥护共和，但却深怕革命捲及香港，对当时香港时有所闻的“赶走洋鬼子”、“杀死洋鬼子”的呼声尤为惊恐，因而严加防范，“如有任何骚动，准备立刻派军队镇压”，对华民庆祝游行亦不批准；对孙中山回国路过香港，虽取消前所颁驱逐令，但不准举行欢迎仪式，相反地，对逃到香港的清两广总督张鸣歧却以政府宾礼相待，亲予宴请〔42〕。如此等等，无疑会增加孙中山对香港总督的愤懑。所以，1912年5月20 日他在香港与《士蔑西报》记者的谈话又表示数年后必然要谋求中英权限的相等，随后又对《大陆报》记者慨然表示：“中国有四万万人，如数年以后，尚无能力以恢复已失之疆土，则亦无能立国于大地之上。”〔43〕
    袁世凯的攘权及其专制复辟，得到英国的公然支持。香港总督奉英政府命于1913年8月14日宣布不准孙中山等莅港。1915 年香港总督更拘捕在粤反袁失败后逃港的洪兆麟。孙中山情知英袁勾结，在当时发出的营救洪的电报中，对“港督之无理枉法”表示极大愤慨〔44〕。 次年1月18日孙中山致其英国老师康德黎函又谴责“香港、上海及新加坡等地之英国官员，居然与袁世凯合作而热衷于迫害我爱国同胞”，“实为自取羞辱、自招损害之行为，且已成为我国人民前进之障碍。”〔45〕作为袁世凯衣钵继承者的段祺瑞，秉承英、日、美等国意旨，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博取军援，企图实行武力统一。孙中山认定英国为主唆者，在授意朱执信撰写的《中国存亡问题》一书中，对此着力揭露，且指出英国之所以横行世界，就在于它极力控制印度、马来半岛、锡兰、香港。他愤切质问：英之“夺我香港……据何公理！逼我吸销鸦片、划我国土地为彼势力范围，据何公理！”〔46〕
    1917年9月后，孙中山先后在广东三次建立政权，两次被迫出走。 广东更成为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争夺的中心，粤港亦成为上述两个连接的突出场地。基于此，孙中山出于建立和巩固广东革命基地的需要，更加重视香港的积极作用，殷切寄望香港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持。有人统计，广东军政府政权机构中，近五分之一为港人或曾在港受过教育的人士〔47〕。1922年8月，他因陈炯明兵变被迫离粤后，即派邓泽如、 邹鲁等在港组织“驻港办事处”，策划驱陈。次年2月， 孙在驱陈胜利重返广州时，在香港受到港督宴请，并与香港工商界人士进行商谈。孙中山表示“要改善他同在中国及香港的英当局的关系的愿望”〔48〕。他认为“广东之外交，最密接者为港澳。前者港澳政府，对于民党，虽多误会，然自陈炯明背叛后，英人已有觉悟，知中国将来必系民党势力，故近来港督方针，亦为之一变”〔49〕；并且欣以为此后香港殖民当局将“竭力和真正民党亲善，我们现得了一个门户极接近的帮助，便是成功的大机会”〔50〕。诚然，有如他后来所表明的，这里有因本身缺乏力量、企图因应外交关系、利用列强矛盾以求得友军和洗刷“盲目排外”〔51〕曲解的策略考虑，但无疑仍含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事实上，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孙中山反帝反军阀斗争的日趋坚决，只能使英国和香港殖民当局更为畏惮、仇视。陈炯明兵变前，香港一些报纸就不断发表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出任广东革命政府总统和北伐的消息与言论，港英当局乃至明令禁止香港华人为孙中山就职举行庆祝活动，“并预言新政府很快就会垮台”〔52〕。陈炯明兵逼孙中山离粤后，《香港电讯报》为陈炯明公布在兵变中缴获的孙中山为联俄、德给廖仲恺、曹亚伯的几封密信，乘机鼓噪孙要变中国为共产主义国家。港英当局对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再建革命政权原本极力反对， 其接待孙只是想通过孙新建的政权结束1922年海员罢工以来的香港工潮，稳定香港局面〔53〕。随后，他们不仅公然继续反对孙中山在广州再建共和国，而且对孙中山提请港督放逐逃港的陈炯明及其部属的要求不予理睬，对广东政府1923年10月后坚决要求收回海关关余的正义行动更带头反对，从香港驶到广州示威的英舰达5艘，还拟派陆战队到沙面登陆， 造成“关税危机”。孙中山对英、美此等作为特别愤慨，他指责“英国宁愿支持中国的保守顽固派一方，而不支持他。”“如果论争导致战争，……英国势将承担扼杀窒息中国民主的责任”；他提出警告：“把他作为朋友对待，可能比把他当作敌人要略胜一筹”〔54〕。这年12 月21日， 他又专门发表《提交香港总督之宣言》严厉谴责英国等“外舰集于广州港内”，“殊欠正当，盖彼等实际乃助北京政府以其志愿强加于广州政府也”〔55〕。次年1月6日，又发表宣言，呼吁各国被压迫人民建立反帝联合战线以对付英、美等国的武装侵略〔56〕。这里充分表明孙中山已从中国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日趋觉醒和联合奋斗的趋势中认识到：要依靠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大联合来反对以英国为首的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而且这里已经表明港英当局与广州革命政府的日益尖锐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