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孙中山愈挫愈奋。他在1917-1919年潜心著述的《实业计划》及一些演讲、谈话，对广东建设及其与香港的关系，作了更为宏伟而细致的设计，提出了更具体的措施。其所提出的实业建设第三计划，建设广州为中国三个头等海港的南方大港。它“不仅为中国南部之商业中心，亦为通中国最大之都市”、“太平洋岸最大都市”、“亚洲之商业中心”、以及“大制造中心之繁荣都会”、旅游胜地的“花园都市”等。为此需要，他设想建设庞大的向内地辐射的交通网。首先建设以广州为系统终点的7条铁道干线，分别通往广西、云南、贵州、四川、 湖南等省；其次建设以广州为枢纽的沿海二三等海港和渔港，改良广州水路系统，疏浚广州河道，改善西江、北江、东江水道等等。这些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将使广州居于世界港中“最利便之地位”，成为“海洋航运之起点”、“内河水运之中轴，又为海洋交通之枢纽”；而且因其铁路、水路射向四川、云南等深广而又富于特产的腹地，“非特为发展广州所必要，抑亦于西南各省全部之繁荣为最有用者也”〔79〕。这种“必要”和“最有用”，孙中山在随后的一次演讲中作了如此申述：“将来各省货物咸集于广州，而后输出香港放洋，则广州定必顿成最大之贸易港”〔80〕。由此可见，粤港相连始终是孙中山建设构想的重要着眼点。
    孙中山建设广东的计划是作为国际开发中国计划的一部分。“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81〕为了实现这一设想，他“曾屡次向美国、英国及其他方面招请此等合作”〔82〕。而提出《实业计划》前后，正值孙中山在广东三次建立政权时期，因此，他虽戎务倥偬，但对广东建设仍深予关注，更寄望港英当局和港商给予支持与合作。他曾提请港方开发广东全部矿产，认为“吾人不可不与广东门户之香港、澳门政厅了解及共助，而谋广东之开发”〔83〕。而港英当局却深恐香港地位为发展后的广州所取代，更不愿看到中国迅速近代化。针对这种情况，孙中山对共同开发广东以促进粤港共同繁荣的志趣作了特别阐明：
    “广州之海港地位，自鸦片战争结束，香港归英领后，已为所夺。然香港虽有深水港面之利益，有技术之改良，又加以英国政治的优势，而广州自不失为中国南方商业中心也。其所以失海港之位置也，全由中国人民之无识，未尝合力以改善一地之公共利益，而又益之以满洲朝代之腐败政府及官僚耳。自民国建立以来，人民忽然觉醒，于是提议使广州成为海港之计划甚多。以此亿兆中国人民之觉醒，使香港政府大为警戒。该地当局，用其全力以阻止一切使广州成为海港之运动；凡诸计划，稍有萌芽，即摧折之”，而实际上，“以此既开发之广州与既繁荣之中国论，必有他途为香港之利，而比之现在仅有一退化贫穷之中国之独占海港，利必百倍可知。”这主要是广东和中国的大发展将为香港提供深阔腹地和广大市场，所以“广州与中国南方之发展，在于商业上所以益英国全体者，不止百倍于香港今日所以益之者。即使此直辖殖民地之地方当局，无此远见以实行之，吾信今日寰球最强之帝国之各大政治家，各实业首领必能见及于此〔84〕。
    对此，当时英国和港英当局没有也不会作出积极回应。孙中山又委托其师康德黎在英国发行其《实业计划》，亦碍不得行，他深感失望。但他于1921年8月12 日《复康德黎函》中仍表示：“如果希望中国及全世界民众，能早日运用中国无数之资源而不再延误，则余书中所拟之发展方针，实为正确之途径。余希望国际政治之制定者，或对此重大政策有影响力之人士，传播余之构想，以利计划之实施与完成。”〔85〕虽然，这一期待终孙中山之世无法实现，但它在新形势下终于被越来越多的中外有识之士特别是粤港人士所体认，并给予适应现实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49〕〔51 〕王耿雄等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319、288页。
    〔2〕[香港]霍名昌：《香港在辛亥革命成功中作用的研究》， 载《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99页。
    〔3〕斌椿：《乘槎笔记》（外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4-6、52-53页。
    〔4〕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5〕《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9-11页。
    〔6〕张之洞：《请催设香港领事折》，《张文襄公全集》卷15。
    〔7〕丁风麟等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327-328、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