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便于为革命“聚人”。“急于聚人”是孙中山确定起义的首先着眼点。他之所以择定广东，“则以吾人之所在也”〔18〕。兴中会之首建于檀香山，即因该地是广东尤其香山人侨居地，便于通过亲友建立联系。香港兴中会员亦主要是居港粤人。孙中山之所以择定香港为他在广东发动起义的策应地和进攻出发点，其主要着眼点亦在便于“聚人”。早在中法战争期间，包括粤民在内的“华人心存敌忾”、“义切同仇”、“大有灭此朝食之势”〔19〕。香港工人亦奋起拒修法舰，孙中山从中看到“中国人已经有相当的觉悟”， “还有种族的团结力”〔20〕。到19世纪90年代，广东“纠众结盟， 竖旗谋逆”之事更是“风鹤频闻”〔21〕，孙中山对此早有感知，当与会党有联系的同学郑士良表示愿为“罗致会党以听指挥”时，他欣庆获得反清实力〔22〕。在香港因亦有此社会基础，故在孙中山鼓吹革命之初，即有“任侠好义、尤富于国家思想”的杨衢云、幼承“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家训的谢缵泰以及笃信“汉族已有否极泰来之象”的黄泳商等的响从〔23〕。又因香港资产阶级具有“对自己国家的情况和满清政府则激烈表示不满”〔24〕的特性，香港资产阶级上层人士如何启等也在一定情况下支持反清革命。而香港社会的言论相对自由，并因其社会的多元性具有多种思想主张的社会接受层次，使得孙中山因其“比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此后“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25〕，得以畅抒爱国革命怀抱，聚结革命同志。孙中山后来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广州“远在岭外，地处边徼”，“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又因“港澳密迩，于我更为有利”〔26〕，诚为切身体验。这又超出了前此先贤的不改变现存政府前提下的兴学育人和聚人维新。
    其三，利于革命的接济和进取。“利于接济，快于进取”〔27〕，是孙中山发动革命起义的另两个着眼点。孙中山之择定广东为首先发难地，即以较为自由而又有人力和经济支援的香港为其依托。正如孙中山所说：“吾党每次向粤进攻之出发点，始终不能离开香港。”〔28〕当时，广东资本主义虽已发生且有一定的数量，但均系中小企业，经济实力很弱，且缺乏明确政治意识，在专制政府高压下，他们中支持维新或革命事业者非常罕见；而香港华商到19世纪80年代，有追越洋商的趋势〔29〕，且多具有近代民族民主意识，亦较少畏忌，故香港兴中会创立之初，就有富商黄泳商、周昭岳、余育之等参加。黄为发动广州首次起义鬻其洋楼8000元以充军费；随后参加兴中会的香港富商更是“捐助历次起义军饷最巨者”〔30〕。有人统计辛亥革命时期香港华商捐款占几次革命起义捐款总数的比例为：乙未广州起义占30.23%，1900 年惠州起义占69.57%，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占81.63%〔31〕。至于武器购置运送，更多在香港。这同前此先贤只图改革或藉图保皇勤王，乃至仅谋现存广东统治的稳定，自是显异其趣。
    二
    事实表明，这种以民主革命为视角，观察和处理粤港关系，既是前此先贤粤港连接观的适应新情势的发展，又为新时期民主革命进程和香港回归祖国提供了新的驱动力和正确途径。
    我们在上面讨论的孙中山对粤港连接的积极面的关注及其意义，究其实是对马克思所指出的殖民者在殖民地半殖地所实行的破旧立新的双重历史使命的正面客观作用的体察和评估，是两地有同有异的革新因素的趋同和连接。但是，马克思又曾同时揭示，殖民者不是对殖民地的发展有兴趣，其旨趣在于降服和掠夺殖民地人民，它“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而且，它在本土似乎文明、体面，而在殖民地，“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32〕。这种“极端伪善”和“野蛮本性”体现在处理粤港和中英关系上，就是在宣扬资产阶级文明的同时，施展其老牌殖民主义者惯耍的多种手法，操纵利用中国各种力量，要以中外反动势力的连接来打消已出现的上述革命连接。
    对于上述两个连接交织的复杂情景，孙中山有困惑、幻觉，也有清醒认识和坚定表示，其思想和行动则朝认清两个连接、坚决要求废除包括割让香港在内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目标演进。
    孙中山在决志革命之初，既看到了香港可作为反清起义的策划接应基地，又深受以香港为前鉴的中国“殖民化的危机”〔33〕的刺激。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香港殖民当局就按照已订不准华人在港进行反清活动的法令，饬孙中山离境，五年内不能再来香港。孙甚表愤慨，表示“将诉诸英国公众和文明世界”〔34〕。伦敦被难因英国公众的干预而获释，他赞扬英国“政仁法美”，因而“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35〕；但他谴责充当中国政府官员的英国人的贪污枉法和英国赞许并支持中国实施苛酷法律“对我们共同的人性来说是一大耻辱”〔36〕。1900年，孙中山应何启等的牵线，赞同联名致书香港总督卜力，“求其协助中国根本改造”，谋与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实行两广独立；但又认识到卜力赞成此举，“盖系欲以两广为英国属领，以扩展其利益范围”〔37〕，故其主要精力仍投于惠州起义的发动工作。其革命实践终于给了何启等施加的温和主义影响一次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