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联席会议成立于1926年5月，首先， 它设立的目的在于限制共产党，“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纠正两党党员妨碍合作之行动及言论”，规定“加入国民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生的一切训令，应先交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通过”〔30〕。其次，两党联席会并非权力机构，只是相互协商的一个机构。中共中央文件说：“两党联席会议只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但是，它不是执行机关”。并举例说，“在某一次两党联席会议上，汪精卫说：只有国民党中央有认可与公布通过的议决案之权，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的答复，竟同意于这种办法”〔31〕。可见，联席会议只是国民党中央的下属机构，不是国共合作的最高权力机构，共产党根本不可能通过联席会议来发挥领导作用。再次，国共两党在联席会议中的地位不是平等的。其组织大纲规定：“本会议以国民党代表五名、共产党代表三名组织之”〔32〕，并以国民党代表任会议主席。中共“八七”会议曾说：“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团作用（如联席会议上）实际上已经被国民党的指导者所完全取消”〔33〕。又次，两党联席会议的活动极不正常。据目前学术界的共识，直到联席会议成立一年后，1927年4月才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到6月初，总共召开了会议六次左右。虽然在会上讨论了一些重大问题，共产党也在会上对国民党日趋反动作了一定的批评和斗争；但是，未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所谓共产党“通过两党联席会议这个形式来保证领导作用”，更是天方夜谈。
    第三，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没有成为大革命的领导者
    所谓领导，主要指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政治方面，主要是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即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国民党一大宣言。这个宣言的具体内容与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纲领是基本一致的；正因为有了这个一致，国共两党方有合作的基础。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说共产党是大革命的领导者，因为这个指导思想是两党共同的，而且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向全国公布的。至于组织领导，应该与政治领导是一致的，具体表现为谁掌握了权力，表现为党权、政权、军权及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作为国共合作形式的国民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国民党人的手中，先是孙中山，后是汪精卫、蒋介石，这点前面已经分析，下面只具体分析其他三项权力。
    1923年2月，孙中山就任陆海空军大元帅， 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大元帅府，其主要人物是廖仲凯、伍朝枢、谭延闿、汪精卫、胡汉民等国民党员。1925年6月，国民党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 选举汪精卫为主席，16名政府委员中无一共产党员。当时，共产党中央对政权的重要性没有认识，采取不参加国民政府，而以“在野党”的地位监督国民党的政策，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亦无法发挥重大作用，更谈不上领导政府。北伐战争后，国民政府的工作重心北移，1926年12月，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职权。以徐谦为主席，其中李大钊等7 名共产党员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故也参加了联席会议。1927年3月， 武汉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为主席，下设9个部，共产党员谭平山、 苏兆征分任农政部长、劳工部长，直接参加了国民政府的领导工作。综上所述，在政权问题上，一方面由于共产党没有参加政府，或虽然参加政府却只占极次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则由于共产党中央始终置身于政府之外，坚持不参加的政策，因此，共产党对政府的影响和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当时，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一些共产党人在群众的拥戴下，纷纷进入省、县政权机关，中共中央却予以严厉的批评和坚决的制止，接连下达文件，要求对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立刻限期命令他辞职，如果过期不理，登报公开开除”〔34〕其党籍。要求全党“必须立脚在野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地位”〔35〕。这种始终不要政权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成为国民政府的领导者。
    大革命时期是战争时期，军权是最重要的权力。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建立革命军队的始点，共产党员除了在军校作些政治工作外，大权始终在蒋介石手中，蒋介石也正是依靠黄埔军校起家的。1925年7月， 国民党成立军事委员会，其成员全部是国民党人士。8月， 所有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共6个军， 所有正副军长及各级军事长官全部为国民党人士，共产党仅有四个正副军党代表，没有掌握军队的实权。北伐战争时，蒋介石以总司令的名义统帅所有军队，“对国民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在军事上完全负责”，规定“凡国民政府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承其意志办理各事”〔36〕，甚至总司令有权提名和任命各省、各军长官。这样，蒋介石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为其推行独裁统治提供了条件。共产党员只在政治部占了一定地位，而政治部隶属于总司令，是其下属。可见，共产党虽然积极参加了北伐战争，但只是对北伐军的政治工作发挥了一定作用；在战场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工农群众发挥了支援战争的作用。总之，北伐战争是国民党员发号施令，共产党员埋头做事、冲锋陷阵。
    共产党未能掌握军权，和党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约200人， 还有许多学生同情倾向共产党；两湖及广东工会、农会自发地发展了武装力量；北伐战争中工农群众从败退的北洋军阀士兵中夺取了大批武器；国民革命军中的不少军官倾向共产党，有的更要求加入共产党，有的则邀请共产党人到军队中工作；蔡和森等人提出了建立自己武装的建议。这些情况表明：共产党完全可以建立一支自己领导的军队。但是，共产党中央却限制党员从事军队工作，规定“共产党员不要当军事指挥官，在部队不设党支部，不发展党员”〔37〕，在军队中任党代表的共产党员只能“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军事行政上事”〔38〕。就是当军官，也只能做政治工作，不准任“实权官职”〔39〕。这些规定，无异将军权置之门外。周恩来后来批评说：“本来我们应该在广东革命政权的时候就抓军队，而且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中央却在那个时候放弃了领导权”，“也放弃了对北伐战争的领导”〔40〕。大革命时期是战争时期，掌握了军权，就可能进而掌握整个领导权；放弃了军权，对革命的领导权也就是纸上谈兵了。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精力放在工农群众运动方面，特别强调工人运动，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41〕。但是，从整体上看，工农运动的领导者是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而不能说是共产党领导的。首先，从指导思想上看，国民党中央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及其他群众运动发布了一系列文件，直接组织和领导了这些运动的发展。其次，从组织领导来看，国民党一大后建立了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妇女部；稍后，国民政府设立了劳工部、农政部，先后担任各部部长的大多为国民党人士。国民党还建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多数委员为国民党人士。1927年3月， 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13名委员中，国民党员10人，共产党员3人。再次， 工农群众运动的组织和发展，都是在国民党旗帜下进行的。中共一大评价工人运动时说：“本党在国民党中，以前只有离开国民党而求所谓的‘独立’的政策，而实际上并未能真正独立的工人阶级之政策执行起来”〔42〕。大革命时期，湖南、湖北、广州、江西先后召开的工人和农民代表大会，纷纷提出了“拥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之类的口号，却没有“拥护共产党”的口号。可见，共产党所做的大量群众工作，也是打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旗帜进行的。更次，中共中央最终走向了限制工农运动发展的泥坑。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四届三中全会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行动过左”，规定农协“不能带有阶级色彩”，“不可简单提打倒地主口号”，只能“用全体农民联合的口号”〔43〕。对工人运动，同样加以种种限制和批评。以后，中共中央始终坚持对工农运动的纠“左”方针，有些地方还开展“清洗运动”，将一些骨干清洗，打击工农的积极性，甚至收缴工农自卫队的武器，全面压制工农运动的发展。
    综上所述，大革命时期的党权、政权、军权以及对北伐战争和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其中国民党右派更夺取了更多的权力（特别是军权）。因此，大革命时期的领导者是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其中主要是国民党人士。当然，共产党人也在不同时期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和领导作用；但是，这种领导是片面的、不完整的、非主要的。“中国共产党是大革命时期的领导者”的观点，显然是不准确的、非正确的、不符合事实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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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王宗华马菊英主编：《中国大革命史纲》，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8页。
    〔4〕曾宪林：《论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 《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
    〔5〕殷昌友：《以新的视角研究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研究生文汇》1991年第6期。
    〔6〕〔7〕〔14〕〔18〕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
    〔8〕〔11〕〔15〕〔23〕〔4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 -192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262-263、165、 166、346页。
    〔9〕〔12〕〔16〕〔29〕〔34〕〔38〕〔39〕〔4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172、168-169、374-375、468、455、409、209-210页。
    〔10〕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5页。
    〔13〕刘少奇：《答宋亮同志》。
    〔17〕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
    〔20〕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
    〔21〕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
    〔22〕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23〕宋庆龄：《为新中国而奋斗》，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 第87页。
    〔25〕《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8页。
    〔26〕李大钊：《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
    〔27〕〔31〕〔3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292-275、275页。
    〔28〕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上的发言》。
    〔30〕〔32〕《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13、712页。
    〔35〕《中共中央复湘区信》1926年10月7日。
    〔36〕《国民政府公报》1926年第38号。
    〔37〕肖劲光：《北伐纪实》。
    〔40〕周恩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42〕《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资料》，广东省委党史研究所编，第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