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义和团运动是革命正义性与斗争落后性兼有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它一方面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的英勇牺牲精神，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农民阶级愚昧与排外等弱点。孙中山在论及义和团的活动与斗争时，高度评价和赞颂了义和团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指出他们的反抗斗争完全证明了中华民族不可辱和不会被征服，同时他又批评了义和团的迷信、落后与排外等弱点，表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盲目排外和不崇尚愚昧。
    孙中山对于义和团的救国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怀有深深的敬意。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就高度赞扬义和团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战斗中，表现了“中国人民有敢死之气”〔9〕， 他们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为“自卫其乡族，自保其身家”，“持白刃以冲锋”，“视死如归”〔10〕。1924年在关于三民主义的讲演中，孙中山热情称颂义和团1900年6月在杨村一带反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战斗中， 表现了前仆后继的献身精神和崇高人格。他指出：西摩尔率领的侵略军“经过杨村，就被义和团围住了。当时战斗的情形，义和团没有洋枪大炮，只有大刀；所围住的联军有很精利的枪炮……便用机关枪去扫射义和团。义和团虽然是被机关枪打死了许多人，血肉横飞，但是还不畏惧，还不退却，总是前仆后继，死死地把联军围住”。他们“总是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经过那次血战之后， 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 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11〕。他认为义和团为挽救祖国危亡而誓死抵抗入侵者的高尚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12〕的确，义和团救国殉道的自我牺牲精神与崇高人格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曾令敌人感到恐惧。侵略者惠尔泰就在日记中惊叹道：义和团“面对着来福枪和机关枪秋风扫落叶似的射击，还是勇猛冲锋，真是不能想像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勇敢的人了。”〔13〕
    孙中山对于义和团的弱点与落后性，也客观地给予指出和批评。他认为义和团的落后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义和团有“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14〕，盲目笼统地排外。他分析造成这一错误举动的原因有二：一是义和团思想认识之差错所致。他指出“须知我们所反对的不是外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外国之持帝国主义者，固是我们的敌人，外国之不持帝国主义、或已抛弃帝国主义者，便是我们的朋友，怎好不分清楚，笼统地说排外呢？所以说他观察错误”〔15〕。二是清廷长期煽唆排外的结果。他指出：“历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对于外国商人传教士从没有丝毫恶意歧视。……随着满清王朝的建立，政策便逐渐改变：全国禁止对外贸易，驱除传教士，屠杀本国教民，不许中国人向国外移民……并唆使中国人憎恨外国人，以免中国人因与外国人接触受其启迪并唤醒自己的民族意识。满洲人所扶育起来的排外精神，终于在1900年的义和团骚动中达到最高峰”〔16〕。其次，义和团的斗争方法有愚笨的一面。他批评义和团不懂利用地形来蔽体，而只会“用咒符”来“避弹”〔17〕；又指出他们“不知铳炮之利用，而只持白刃以交锋”〔18〕，“帝国主义者的势力，岂是舞大刀练拳头所能打破的？所以说他方法笨劣”〔19〕。再次，义和团误信清廷，而最后被清廷欺骗、利用和出卖，吃了大亏。他指出：“义和团还有一个极大的错误，想倚靠满洲来驱逐洋人，贸贸然的揭起‘扶清灭洋’的旗帜，遂致为满洲所利用，徒然牺牲了无数的精神物质……真是一件可痛惜的的事情。”〔20〕应该说，孙中山对义和团弱点的分析批评是全面而中肯的。我们从中可清楚地看到他思想认识与时俱进的巨大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他晚年已将帝国主义分子与外国人民区分开来，从义和团分不清真正敌友的教训中，开始懂得了在反帝斗争中严格分清敌友的必要。（二）辛亥革命时期，他曾贬过义和团的举动“野蛮暴乱，为千古所未闻。”〔21〕晚年时他彻底纠正并放弃了这一错误观点，相反，他严厉地指斥“还笑义和团野蛮”的人们“连猴也赶不上”〔22〕。能随着时间的前进不断提高自己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并正确对待其弱点，这正是孙中山可贵的地方。
    对于义和团的排外举动，孙中山一直作为革命的教训来吸取，再三力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不可有不文明的排外思想与行动。他在《中华国民军政府讨满洲檄》中，要求革命军“毋作妖言，毋仇外人，毋排他教”，并指出“昔南方诸会党，与燕齐义和团之属，以此三事，自致不竟”〔23〕，深刻的教训应予记取。他在同盟会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对外宣言中，都反对排外和主张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以睦邦交。辛亥革命后，他又批评党人反对利用外资进行国家建设的言行，认为这是受了义和团排外思想之影响。他晚年在签发给上海国民党人的训令中，更严厉批评党人提出让青红帮等秘密会社自由活动以排外的错误主张，并强调指出：“本党……对于狭隘酷烈的排外思想，认为于世界及人道有害，于国家及民族之独立平等亦有害而无利，故常努力防止之。当庚子之岁，满洲太后及其王公大臣提倡义和拳，揭扶清灭洋之旗帜，以实行虐杀外国人。其时本党起革命军于惠州，则依照国际公法，对于居留境内之外国人生命财产加以保护，证明满洲政府野蛮排外之行为，为本党所反对。自是以后，凡各处崛起之革命军，莫不对于外国人生命财产加以保护。……本党向来宣示之宗旨，不宜抛弃，宜继续禁止一切不文明之排外举动。所有党员皆当本此意旨，以指导国民，使勿入于歧途”〔24〕。显然，孙中山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借鉴了义和团的教训，始终力诫党人在思想行动上不得盲目排外。历史证明，他主张在民主革命斗争中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实是一项明智而正确的政策。武昌起义后，法国领事在领事团讨论是否干涉中国革命的会上，提出“孙逸仙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拳例看待而加干涉也”〔25〕，即可证明。我们不应将孙的这一对外政策视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由上可知，孙中山对义和团活动与斗争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既充分肯定其革命正义性与民族英雄主义，又指出其落后面及弱点。他作为一位革命家，往往结合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来评价义和团的功过是非，以期总结并借鉴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指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