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一个政权要运作，必须要有足够的经费；一个军事战役的发动，也必须要有足够的军饷和武器。辛亥时期的中国革命党人缺乏财源，民国甫建，迅速出现巨大的财政需求和严重的财政困难，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时刻面临着军队解散和政府崩溃的危险。在南京临时政府以轮船招商局为抵押向日本借款等一系列努力失败后，孙中山对短期内获得借款已经绝望，不得不接受议和。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固然反映出革命党人对袁的本质认识不足，但主要原因则在于他们无力筹集为争取彻底胜利所必需的经费。
    一、紧随突然胜利而来的巨大财政需求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是一次突然的胜利，几十天之间，革命党人迅速奄有南方半壁江山。但是，这突然到来的胜利也突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需求。革命党人要建立全国性的政权，要兴师北伐，在在需要经费，其总数，当以亿元计。不幸的是：当时国穷民困，各地库存空虚，列强又迅速控制了海关税款，这就使得原来并无财源的革命党人碰到了一个十分难以解决的问题。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迅速意识到，必须加紧筹款。10月31日，他致函美国人荷马里称：“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在我们到达之前，不可能组成强有力的政府，因此贷款是必要的。”（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4页。）他决定暂不归国，先赴巴黎、伦敦借款，但是，革命军尚在和清朝政府对垒，胜负难明，西方的资本家采取“金融中立”政策，不肯轻易解囊，孙中山只能空手而归。
    革命党人当时到底需要多少钱呢？12月16日，孙中山对邓泽如说：“中国今日非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注：《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第82页。）同月25日，孙中山自香港赴上海途中，曾对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说：“帮助搞点钱吧！”“越多越好。”“一千万、两千万都可以。”（注：山田纯三郎：《南京政府之正体》，1934年版，第3—6页。）这个数字虽曾惊得山田纯三郎目瞪口呆，但只可以看做是孙中山的初期财政预算。
    精于理财的实业家张謇也有一本账。他认为：新政府的开支至少每年须有1.2亿两，每月须有1000万两，扣除可能得到的收入，新政府每年将短缺8000万两。当时，曾有人动员他在未来的临时政府中出长财政，但他自觉无力解决这一难题，声称“下走无点金术，虽牺牲之而无裨毫末”，不肯就职（注：《对于南京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张謇无法解决，希望只能寄托在孙中山身上。孙中山未到上海前，就传说他挟有巨款；一到上海，被记者问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带回了多少钱来支持革命军。不料孙中山的回答却是：“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6页。）“革命之精神”固然可以鼓舞士气，但是，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孙中山不得不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为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找寻办法。
    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有二：一为募捐，发行债券；二为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或私人借贷。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宣布豁免田赋、钱漕、常关税、百货统捐，其经费来源和起义前并无多大不同。12月末，孙中山连续致电南洋和旧金山等处华侨，说明“现为组织中央政府，需款甚巨”，拟以国债形式“征集大款”（注：1911年12月1日《少年中国晨报》。）。1912年1月8日，孙中山批准发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定额为1亿元。但是，募集需时，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所得也不多。中华民国军需公债自2月2日起发行，仅得730余万元（注：《旧中国公债史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33、366页。）。因此，革命党人一开始就将希望主要寄托在第二条路子上。1911年11月31日，为了进攻南京，革命党人向日本大仓洋行借款银54万余两，用于订购军械和作战需要（注：徐义生编《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6页。）。其后，为了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又由黄兴经手，向日商三井洋行借款30万元。但是这一点款项对于南京临时政府来说犹如杯水车薪。因此，黄兴不得不迅速派何天炯东渡，向日本财团谋款。其后，遂有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借款500万元之议；又有以轮船招商局为抵押，借款1000万元的谈判；还有委托日人阪谷方郎、原口要、涩泽荣一建立中央银行，筹款1亿元的计划。
    二、轮船招商局贷款的由来与股东们的抵制
    轮船招商局成立于1872年11月。初由李鸿章拨直隶练饷制钱20万串（约合银10万两），札委三品衔道员朱其昂办理，另各商认股10万两，属于官督商办企业。后在盛宣怀推荐下，招致唐廷枢、徐润等大买办入局，资本和轮船数都大为增加。至1894年，有江海轮船26艘，总吨位35475吨，每年营业收入平均规银200万两以上，历年盈余总数达1640423两。至1902年，资本实值2000万两。1909年，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1910年8月，清政府邮传部命招商局确守成规，继续实行官督商办。至1911年，共有江海轮船29艘，总吨位49373吨。
    在招商局的发展过程中，其主管人员屡经变迁。1906年，袁世凯委任王存善（子展）为总理，1909年，盛宣怀、郑观应等9人被选为董事，以盛宣怀为主席，王存善为会办兼总稽核。1910年，清政府任命盛宣怀为董事会会长。1911年初，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辞去会长职务，股东们继选伍廷芳等9人为议事董事，唐德熙等三人为办事董事。但是，盛宣怀仍然保有招商局的巨大股份，并拥有巨大控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