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邮传部任内，盛宣怀实行“铁路国有”政策，以商办粤汉川铁路路权换取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借款，激起四川各省人民的保路风潮，遭到普遍反对，并被清政府革职。10月28日，盛宣怀逃离北京，经青岛、大连逃往日本。他一面寄希望于袁世凯对革命的镇压，一面则千方百计，设法保护其企业和财产。
    招商局的董事中，伍廷芳支持革命，但大多数则持敌对态度。11月4日上海独立后，招商局和其他公司一样悬挂白旗，表示归向革命，但是，这不过是一种应付之计。当时，革命党人已开始征用招商局的船只以应军需，盛宣怀等担心会进一步发生强迫捐献、押收、接管等情况，遂决定以所有财产为抵押，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150万两，企图以外商为保护伞。其后，招商局从借得的100万两中，提取10万两捐给革命军。革命军接到了这笔款子后，伍廷芳即将其中的1.5万两汇往伦敦，购买飞机。但是，区区10万两不能满足革命党人的财政需要，因此，要求招商局续捐40万两。12月上旬，黄兴等与日本大仓洋行上海支店代表井户中佐谈判，拟以该局的所有财产为抵押，换取400万元贷款（注：《内田外务大臣致有吉驻上海总领事电》，邹念之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1页。）。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需款更巨。同月2日，内阁会议决定，为“筹措军饷，拟将招商局抵押1千万两”（注：1912年1月25日《申报》。），但是，这一决定遭到了招商局的大多数董事们的抵制。
    招商局多数董事反对的公开理由是：盛宣怀已因借外债失足，革命军若再以国家不可缺少的事业团体作抵押向外国借债，极不得当，而其内心的秘密则是不愿以自己的财产为革命军作抵押。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向本国政府报告说：“（董事们顾虑）将来不论胜败谁属，在日后整顿该局财产时必将发生问题，故对借款之议多不赞成。”“负债者固然是革命党，但该局一旦承认以其所有财产充当抵押，则对其产业即不能自由使用，且平日之营业活动亦必受到束缚。”（注：《关于招商局内部情况的报告》，《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353—354页。）以总办为首的各常务董事更害怕股东们将来追究责任，不想承诺。他们一面表示愿从汇丰银行借款中续捐25万两，一面则力谋托庇于外人。1912年1月6日，总办王存善访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寻求保护。王称：革命军不但任意征用船舶、仓库等，不付任何报酬，而且不断强令捐献。本人及各大股东意见，拟于今年3月召开股东总会，一举卖却了事。他要求有吉明届时代为斡旋，由日本承购（注：《有吉驻上海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电》、《有吉驻上海总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函》，《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354—355、355—356页。）。此后，招商局的董事们纷纷“告退”，拒不出席董事会例会。
    三、黄兴与军界施加压力
    鉴于招商局董事们的抗拒态度，黄兴与军界决定施加压力。1月20日，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光复军总司令部李燮和、浙军司令官朱瑞、辅军师团长黎天才、第一师团长柏文蔚等18支部队的首长联署，代表中华民国军界致书招商局总理、协理、董事等人，说明军兴之际，需款浩繁，必须借外债的理由。函件以极为严厉的口气警告说：“执事等别有谋划，欲危民国，以利一己，是为我民国之公敌，我军人等当先诛之。且贵局官股外，大半为盛氏私产，例应清查没收。”函件限令招商局于48小时内答复，“如执事等犹疑不允，姚等将执干戈与贵局从事，执事等其勿悔！”（注：《南京临时政府拟以招商局产抵借日债史料》，《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这就是说，你不答应，我就要武力解决了。
    事情既然如此严重，招商局的办事人员如何敢怠慢！立即于同日召开会议并致函董事会会长、当时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司法总长的伍廷芳，表示接受条件。函称：“今日会议此事，有关民国需要，即为同胞利福，如蒙中央政府承认担保本息并有受押之主，自当允照办理。”但是，梁等又表示，“各股东多在远地，不及布告通知，未识会长意旨如何？”（注：《招商局董事梁庆榴、唐国泰致伍廷芳函稿》，《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把决断权扔给了伍廷芳。伍廷芳自然不愿负责，他一面表示，辞退会长及董事职务，一面劝董事会“将就”（注：《伍廷芳复轮船招商局董事会函》，《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
    南京临时政府等不得招商局董事会犹疑。1月21日，陈其美照会招商局，特别说明各军将士公函系陆军部总长黄兴交下，至22日午后3时，48小时的期限即满，要求迅速“查照承认”（注：《沪军都督陈其美致招商局照会》，《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但是，22日董事会开会时，只有广东籍两个董事赞成，其余都避不到会。同日，招商局致电孙中山、黄兴，声称此事非常重大，非董事所能解决，要求电召各省股东来沪，于10日内召开大会，共同议决，“以表一致欢迎之诚意”（注：《招商总局致孙中山、黄兴电稿》，《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
    招商局主事人员的策略是拖，但南京临时政府连10天的时间也不肯给。1月22日，黄兴致电陈其美：要求招商局于23日午前回答，否则，将会同海军部下拘捕令（注：《黄兴致陈其美电》，《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不过，黄兴大概也考虑到，此事不可一味蛮干，于是，在威吓之余，又致电招商局称：“军需孔急，所请展期十天，万难照准。惟所禀各节，亦尚情有可原，本部体贴商情，准展限三天，至二十七日止，确实答复，万不能再有迁延，致误军需，有干未便。”（注：《黄兴致招商局电》，《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
    黄兴既然松了口，招商局的主事人员便分电孙中山和黄兴，要求南京临时政府有“确实担保，并相当利益”，以便争取股东们不致临期反对；同时又提出，召集股东会议的电报已经发出，广告亦已刊出，无法更改，仍然要求展期至2月1日（注：《招商总局致黄兴电稿》、《招商总局致孙中山电稿》，《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黄兴同意展期，但批驳了招商局关于“确实担保，并相当利益”的要求，电称：“国内财产，皆须国力保护，不得已而借以抵借外债，实因新造国家，不当索国家之担保；若使国家不可信，覆巢之下无完卵，担保物安能作用？该局特未之思耳！至借该局抵借外债，原属虚抵，于该局权利，略无变更，更无要求特别利益之理”（注：《黄兴致陈其美等电》，《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不过，在稍后一天，孙中山则大度地表示：“贵局既能为国尽力，当有相当之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