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银行在近代中国采取中外合办的形式进行金融活动，是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中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这一活动的高潮，出现在北洋政府时期，此前则有一个很长的序幕。从序幕到高潮的整个过程，反映出西方世界从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和中国从统一封建王朝到地方军阀割据两个方面的若干特点。分析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认识的深化。本文在这方面提供若干史料，并据此作一些初步的评析。
    一、由附股到合办
    中外合办银行的最初萌芽，是外国银行中的华商附股。这种活动首先出现在总行设在中国的英商汇丰银行。
    汇丰成立以前，外国在华银行主要是以英国本国资本为主体的所谓东方殖民地银行。这些银行的总行，或在伦敦，或在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它们的活动范围包括好望角以东的整个英国殖民地，一般都不在中国招募资本。
    汇丰银行是第一个总行设立在中国的外国银行。它的后台大部分是在中国有过长期活动历史的洋行老板，是“本地利益集团的业主和股东”（注：North China Herald （以下简称Herald），1864年8月6日，p.126。）。他们筹集资本之始，就特别着重所谓“华人股份”（注：《上海新报》1864年9月6日。）。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道：“昔年西商在香港、上海招集中外股本，创设汇丰银行”（注：《盛世危言》卷四，银行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1页。）。可以看出， 汇丰银行不但看中了“华人股份”，而且简直是由中外股本共同创设的，似乎彼此立于平等的地位。
    那时汇丰银行华人股份的代表，主要是通商口岸的商人。在银行正式成立的年会报告中，董事会宣称：“整个商业界以及许多中国商人现在都对本行有利益关系，并且给予全力的支持。”（注：Herald, 1866年8月25日，p.135。）西方的传媒也说：几乎每一个在香港及中国内地和日本做生意的商号和个人“都对它发生兴趣”，以致不到半年，500万两开业资本即已全部认足（注：herald, 1864年8月6日，p.126；NorthChina DailyNews（以下简称Daily News），1914年7月1日，p.9；A.S. J. Baster: TheInternational Banks, London,1935,pp.168-170。）。中文史料中也留下类似的记载，谓：“英国之汇丰银行，粤东绅商多购其股票，以为世守之业。”（注：王彦威编《清季外交史料》第154卷，1935年版，第2页。）由此可见汇丰银行与中国商人之间的相互期待。
    在汇丰银行成立的早期，附股商人之中，洋行买办是中坚力量，其中许多人就是汇丰自己的买办。银行在上海的第一任买办王槐山，有股350份，合银43750元。另一替汇丰在天津打开局面的买办吴懋鼎，也有股38份（注：F.H.H.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Banking Corporation（以下简称King）Vol. I,Cambridge,1987,p. 136.亦说王槐山为第二任买办，第一任为李渍卿。参阅寿充一、寿乐英编《外商银行在中国》，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而汇丰香港总行买办罗寿嵩，不但自己附股， 还拉拢一批华商附股，另一方面，他又经常以保人地位，介绍钱庄向汇丰银行借款（注：Herald, 1892年4月8日，p.469。）。由此可见在银行附股中买办的活跃程度。
    但是，就汇丰银行的整个营业而言，这个时候华商附股的作用显然不能夸大。上引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还有这样一段评论：汇丰银行“虽有华商股份”，但“不与华商往来”。“外国公司货物、股票均可抵押”，中国方面“即有殷实华商公司股票，亦不抵押”。他认为，这无异“西商操其权，而华商失其利”；“华商助以资，而西商受其益”（注：《郑观应集》上，第682页。）。进入20世纪以后，汇丰银行中华商附股的势头， 不但没有增进，反而有所减退。30年代初，一个熟悉银行内情的人说道：汇丰银行中“华商股份，陆续让与洋商，迄至今日，几全在洋商之手”（注：徐寄廎：《最近上海金融史》，华丰印刷铸字所印，1932年增改三版，上册，第452页。）。看来单纯附股已不能完全满足华商。由附股到合办已是势所必然。
    事实上，这个变化的轨迹早已存在。它的最初尝试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而不成功的筹划，在此以前20年间即屡有发生。始作俑者是1872年流产的华利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