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皇政府的密档中，如今还保留着大量的有关材料。仅在1898年头一个月中，人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1月9日，沙皇特准道胜银行北京经理璞科第（Д。Д。ПОКОТИЛОВ）“在银行存款中拨出百万卢布，作为对中国大臣秘密送礼之用”。1月11日， 内廷郎巴夫洛夫（А。И。ПАВЛОВь）“秘密地将李鸿章请来我处，通过璞科第告他，如果和我国成立借款，当酬他银五十万两，作为他在办理此事时必需的秘密开支”。1月14日， 巴夫洛夫“与璞科第一起和张荫桓秘密会面，答应酬他银二十万两，条件与李鸿章相同”（注：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 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04、206页。巴夫洛夫即俄国代理公使巴布罗福。）。从1897 年到1902年，华俄道胜银行先后5次送给李鸿章馈金，为数在17万卢布以上（注：《外商银行在中国》，第50-51页。）。而1900年道胜银行的档案中，明白无误地记录：李鸿章个人在道胜的股份为数达12.6万卢布（注：此项档案材料复印件系由日本东京大学滨下武志教授惠赠，谨此申谢。），和他历年从道胜所得的馈金不相上下。就是在这种秘密交易之中，道胜银行得以长驱直入中国。
    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外合办银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几乎所有在华列强都跃跃欲试，而声势较大、影响较深的，当属日本的中华汇业银行、美国的中华懋业银行和法国的中法实业银行，而尤以日、美两国为最。
    日本对在华合办银行的尝试，肇端于20世纪之初（注：1897年和1898年，日本曾要求在中国开设合办银行，但未成事实。参阅Herald, 1897年11月5日，p. 813，1898年2月20日，p. 277，1898年6月13日，p. 1009。）。甲午战后在东北成立的最早一家日本银行--营口正隆银行（注：1911年总行移至大连。参阅《外商银行在中国》，第204 页；吴承禧：《中国的银行》，附录2，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就是一家中日合办的商业银行。它在东北被认为是“私人银行中最大的银行”，但开办资本不过24万元。中国股东的情况不清楚，估计尚无官方出面营造。同样，1907年在天津也传闻有一个名为陈鹤眠（Chen Ho-mien译音）的华人，拟集资200万两，开设中日合办银行（注：Herald, 1907年10月18日， p.151。）。 此事以后未见下文，估计也与官方无关。
    1918年成立的中华汇业银行是日本在中国开办的第一家官方合办的银行，它是1916年新上台的寺内内阁所标榜的“日华亲善”及“经济提携”政策的产物（注：《西原借款资料选择》，《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第171页。）。
    然而，这一象征对华“亲善”的合办银行，实际上是寺内前任大隈内阁对华强硬政策的延续。1914年大隈内阁成立之初，就曾经有过“设立东洋银行方案”的酝酿。具体内容是：“以二亿日元建立中国的金融机关--银行。日本出资一亿，中国方面出资一亿而由日本贷给。大体上二亿日元全部由日本拿出来，作为建立从事开发中国的事业的金融机关之用。”（注：胜田主计：《确定对中国借款方针》，《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203页。）而在此之前，一个由中日官商合办的、以实业投资为主的中日实业公司，已在北京设立（注：经济研究所藏档；参阅张雁深《日本利用所谓合办事业侵华的历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4-55页；并参阅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第79页。）。东洋银行方案因二十一条而搁浅，中日实业公司日后却成为中华汇业银行对华借款的重要帮手（注：《西原借款资料选择》，《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第172页；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164页。）。事实上，寺内内阁时期中日合办的汇业银行，也孕育于大隈内阁时期中日合办交通银行的流产。原来在大隈内阁后期的1916年5月， 作为北洋财政支柱的交通银行，因袁世凯为复辟事大量提款而面临停兑的窘境，这是大隈内阁通过中日合办以兼并交通银行的良机。正当大隈内阁积极筹划之时，袁世凯倒台了，计划陷于停顿。寺内上台后，感到通过合办以兼并交通银行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又不愿放弃这个渗透中国财政金融的绝好机会，因此才有先设新银行、后并旧银行的设计，对交通银行先行贷款，随图兼并（注：《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144页； 章宗祥：《交通银行借款记实》，《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6-23页。），主要力量放在中华汇业这个新银行的设立上。由此可见，投资新银行和放款给旧银行，是一剑双刃，它继承了大隈，又高于大隈。
    这个打前站的银行特别标明“汇业”二字，它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英文名字：The Exchange Bank of China（注：C. R. Maguire: The China Stock and ShareHandbook,1926, Shanghai, p. 63.）。这说明银行的任务是以汇兑为本的。这本是意料中事，因为它原本是为寺内内阁办理西原借款的汇兑经理而成立的。至于借款本身，则由日本兴业以及朝鲜和台湾三大实力雄厚的银行“专司其事”，非汇业银行所能与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