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以兴办实业为名、挪作别用为实的情况，在中法实业银行的借款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它成立次年达成的6 亿法郎钦渝铁路借款（注：《钦渝铁路五厘息金借款合同》第2款，参阅《旧约章》第2册，第984页。按第一次为垫款3200万法郎，参阅《近代中国外债史统计资料》，第122页。），实际上却“被袁世凯挪用作帝制活动费用”（注：《近代中国外债史统计资料》，第123页。）。
    但是这些钱是不能白用的。通过这些贷款，中法实业银行不但取得了3000英里的钦渝铁路的修筑营运权，而且企图进一步由西南铁路打入长江航运，窃取轮船招商局的管理权，形成在华中地区与英国争胜的局面（注：Lo Hui-m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II, Cambridge, 1978, pp. 794,300.）。
    因此，在中法实业银行的开创阶段，西方观察家都看好它的前景。有人说它在中国“干了一桩兴旺发达的生意”（注：F. E. Lee, Currency,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p. 86.）。 有的称赞它“做得很有声有色”（注：雷麦：《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译本， 第468页。）。在它存在的8年中（1913-1921年），额定资本增加到1.5亿法郎，实交7500万，另外还有4000万法郎的准备。 除了巴黎总行以外，它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有上海、汉口、香港、天津、广州、北京、福州、沈阳、汕头、济南和昆明等11处（注：F. E. Lee, Currency, 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p. 86.）， 几乎遍布全国通衢之地。
    但是，它又是一个短命的银行。这个银行外表声势很大，内里却十分空虚。银行董事长垓里蒲沙（Alexandre Bouchard）在与熊希龄签订第一笔借款之时， 口袋里还是空空如也。他是在拿到合同以后才回到欧洲寻求贷款的。对此当时就有评论说： “和蒲沙这样的人签订这样的合同，着实令人惊讶。熊希龄先生的确应该先判断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在和什么样的人签订合同，像这样暖昧的方式，肯定会给中国带来困难，就像他过去碰到的困难一样。”（注：Lo Hui-m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Morrison,II, p. 81.）
    中法实业银行是在1921年7月停业的，1922 年组织中法实业银行管理公司（Soci ét éFrancaisedeG érancedela Banque Industrielle deChine ）进行清理（注：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39页；参阅黄光域编《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7页。）。1925年， 作为其后身的中法工商银行（Banque Franco-Chinoise Pourn le Commerce etL'Industrie），在清理前者的债务关系之后又重新出现（注：F. M. Tamagna: Banking and Finance inChina, NewYork, 1942, pp. 31-32.）。 新银行的资本和在华网点均有所缩减，而原银行发行的废钞却给中国金融界留下难以缓减的创痛（注：参阅《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1139-1145页；《最近上海金融史》上册，第560页；F. E. Lee, Currency,Banking,and Finance in China, p. 86。）。
    20世纪外国在华的中外合办银行，当然不止于此。上面也已提到，在中华汇理银行出现之前，日本就有营口正隆银行的创设和天津合办银行的传闻。而在中华汇理之后，又先后有台湾银行与中国人出资合办的长沙、中日银行和北京中日合办的大东银行的出现（注：《日本利用所谓合办事业侵华的历史》，第98页； 《最近上海金融史》下册，第104页。）。 在中华懋业银行之外，20年代之初， 美国已经在四川重庆开设了美丰银行（American-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注：F. E. Lee, Currency, Banking,and Finance in China, pp. 96-98.）。此外， 欧洲一些小国家在中国开设的银行，也有合办的形式，如意大利的华意银行、挪威的中国-斯堪的纳维亚银行。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叙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