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个强调汇兑业务的银行，在其“合办银行约规”中，给自己规定了范围极其广泛的业务。它首先规定了银行的六项主要“营业”，其中第一项就是“贷款及贴现”，以次是“存款”、“一切公债及社债之应募引受”、“各种经济借款之经理”和“债务之保证”，“汇兑一切之业务”不过是其中的一项。而在六项主要营业之外，又有“依营业之便宜”得营以下四项“业务”：“有价证券及金银之买卖及兑换”；“金银货、贵金属及诸证券之存营”；“官所及各公司之金款经理”；“各公司银行之代理业务”（注：《旧约章》第2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277页。）。除此以外，还有一项单列的重要任务，即“本银行得发行银行兑换券”（注：西原龟三：《在目前时局下的对华经济措施纲要》，《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19页。）。由此可见，即使在表面文字上，银行“约规”中规定的任务，也已大大超过了银行名称所涵盖的范围，而银行活动的实质又远非“约规”的表面文字所能涵盖。
    这里不妨以“发行银行兑换券”为例。侵犯中国主权的外国纸币在中国的发行，并非自汇业银行始，然而汇业银行的发行却有其特殊之处。在设计者的心目中，它不但是有异于中国通行的银本位货币，即金本位货币，而且发行金货币单位的纸币，它所依据的金本位货币必须在形状、成色、名称各方面“与日本现行金币划一”。说白了，这是“应使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注：西原龟三：《在目前时局下的对华经济措施纲要》，《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以后在西原借款执行的过程中，寺内内阁甚至提出“交通银行发行与日本货币相同的金本位纸币”作为借款的条件，而由交通银行发行的这种金本位纸币又是以“铁路收入”和“中央政府的政费以及军队开支”都“使用此种金本位纸币”为条件（注：寺内正毅：《借款问题及其他》，《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55页。）。不言而喻，在他们的如意算盘中，此时的交通银行，早已通过借款变成了另一家更为得力的中日合办银行。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全部西原借款就是以1917年的两次交通银行巨额借款为开端的（注：第一次借款额为500万日元，第二次借款额为2000万日元。 参阅《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152-155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汇业银行之“发行银行兑换券”，不是一般外币在中国的流通，而是要用日本货币取代中国货币，用日本的币制取代中国的币制。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日中经济一体”下的“日中货币混合并用”（注：西原龟三：《在目前时局下的对华经济措施纲要》，《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表与里的反差是非常明显的，尽管这一计划最后未能得手。
    在汇业银行里面，还存在另外一个强烈的反差。
    汇业银行从筹组到开办，正是皖系军阀当政的1917-1918年间。银行额定资本为1000万日元，中日双方各半。中方入股者绝大部分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首领。他们私有的股份占华股总额的42％。单是段祺瑞个人就有10000股，股金达100万日元之多（注：魏振民：《中华汇业银行的资本结构及其营业概况》，《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第108页。按汇业银行共10万股，每股100 日元，第一期实缴50日元。按实缴计，段入股也有50万日元。）。他们都是利用这个银行作为营私自肥的窟穴。在1921-1927年的7年中， 银行净盈利（Net Profit）共计656万日元，平均每年将近百万日元。 其中最高的一年为179万日元（1925年），股息最高达到14％（1921年）（注：The China Stock and Share Handbook, 1926,p. 63,1929, p. 89.）。大大小小的军阀官僚，都从中分到一杯羹。国家所受的损益如何，全然不在他们考虑之列。
    对比一下日本，情况完全相反。他们的程序是：内阁在汇业银行成立之前，首先推出兴业、台湾、朝鲜三大银行组成“特殊银行团”，作为汇业银行的后盾，签署“共同接受对华借款的合同”（注：《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175页。），并授权兴业银行发行海外投资所需债券，筹集资金，以应付对华贷款的需要（注：《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178页。）。其次是发动其他有实力的银行与三大特殊银行组成“海外投资银行团”，协助兴业银行发行债券（注：《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178、200页。）。最后还由政府出面对兴业银行发行的债券提供支付本息金的担保（注：《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178页。）。所有这些，都是“旨在使东京和大阪的主要银行，一面帮助日本兴业银行发行政府保证的兴业债券；一面互相合作，协助实行对外投资”（注：《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第178页。）。他们虽然也有私人个人入股（注：如首任专务理事柿内常次郎即有股1200份。参阅《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163页。），但所凸现的是全体合力的精神，和中国方面比较，反差是极其明显的。
    在日本全力进取的严峻形势下，中国方面却充满了毫无根据的自我陶醉。汇业银行第一任总理、同时也是股东大户的陆宗舆，为此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