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总理的形同虚设，还在于银行在董事会之外，还有两套由美方掌握实权的监督机构。一是以美方协理为首、美方人员占多数的业务委员会（注：据北京市档案馆藏“中华懋业银行档案”， 转见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按业务委员会由托马斯、白鲁斯、钱能训、 徐恩元、 斯蒂文孙（S. B. Stevenson）5人组成，Business History Review, 1982, No. 2,p. 288。），一是以美方股东为主的驻美评议部（注：转见《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264页。按驻美评议部由施栋（G. F. Stone）、韦耿（A. H. Wiggin）、白鲁斯、徐恩元4人组成，参阅《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272页；BusinessHistoryReview, 1982, No. 2, p. 286。）。业务委员会有议决事项交总协理执行之权，有指挥营业部主任、副主任之权，有最终决定各级职员薪津和股利分配之专权（注：转见《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264页。）。 这种驾临总理之上的机构设置，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一直为美方代表所坚持，不但美方代表如此，就是自称站在中国一边的美国公使芮恩施也如此。他声称：“银行要想成功，必须将管理方面的控制权、包括人事任命权在内，都交给美国人掌握。他们应该有全权实行绝对不讲情面的现代银行管理方法和责任原则”（注：Business History Review, 1982, No. 2, p. 282, 277, 288, 287.）。由此可见，表面文章可以做得很好看， 但在关键问题上却丝毫也不放松。
    其次，银行强调民间色彩，淡化官方性质，这也有违实际。从中国一方看，银行的官方色彩是相当浓厚的。出面主持交涉的是美国公使极端欣赏的北洋官僚徐恩元，而第一任银行总理则是宁肯弃国务总理职位的大官僚钱能训（注：Business History Review, 1982, No. 2, p. 282, 277, 288, 287.），其他4名中方董事，张寿龄、傅良佐、罗鸿年都是官场人物，张秘亭被人们看做是工商资本家，然而他却是大军阀张勋的侄子（注：Business History Review, 1982, No. 2, p. 282, 277, 288, 287.）。值得特别提出的是， 知名度并不甚大的张寿龄进入银行董事会之时，正担任全国烟酒税署督办。这个衙门就是以全部税收作为抵押向银行台柱太平洋拓业公司借款550万美元的机关。 与此同时，它又在银行认股6000份之巨（注：Business History Review, 1982, No. 2, p. 282, 277, 288, 287.）。 于是银行债务人的代表成了银行的董事，而债务人本身又成了银行的大股东。这个离奇的双重结合说明了银行卷入官场的深度。
    当然，银行也有离开官场的一面。例如银行的总行的确在1923年后由北京迁往上海了，“纯商业性质的营业活动”有可能增加了。但是银行对北洋政府“政治需索”的承受不但没有减少，却继续乐此不疲。甚至在北洋军阀倒台前夕的1926年，银行的实际掌权者美方协理卫家立还主动贷款给发不出薪水的财政部，帮助它“解脱困境”。当财政部长顾维钧开口只要50万元时，卫家立马上说：“这就够吗？”当顾提到借款条件时，卫又说：“条件不会叫你感到不合理”（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87 页。）。 这些都不见诸正式文件。但是，恰恰在这里，可以测量出银行进行官场活动的广度。
    尽管如此，懋业银行并没有交上好运。进入20年代以后，银行内部纠纷不断，外部军阀混战连绵。1923年托马斯知难而退，1925年美国股东也逐渐失去了兴趣，纷纷抛售股票，延至1929年，银行终于清理停业（注：Business History Review, 1982, No. 2, p. 293;《最近上海金融史》下册，第9-11页。）。
    与中华汇业、中华懋业齐名的中法实业银行（BanqueIndustrielle de Chine），来自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推动。 这家银行成立于1913年，它标榜“以发达中国实业为宗旨”，组织形式也披上了中法合办的外衣。在银行4500万法郎的发起资本中，法方认股3000万法郎，占2 ／3；中方认股1500万法郎，占1／3（注：《中法实业银行章程》第六条，参阅《旧约章》第2册，第858页。股款先付1／4，参阅H. E. Morrison &C. R. Maquire: China Stock and Share Handbook Shanghai, 1915, p. 34。）。事实上，中国所附1／3的股份也是由法方出借抵充的（注：《近代中国外债史统计资料》，第111、169、176页；参阅《申报》1912年12月24日。）。它名为中法合办， 实则法方独揽大权，“银行之总机关及董事团皆设于巴黎”，虽然银行章程写上了“华人有被选之权”，可以担任董事，但实际形同具文。 在董事团第一届12名董事中，华人董事不过1名（注：《旧约章》第2册，第858页；H. E. Morrison & C. R. Maquire:China Stock and Share Handbook, Shanghai, 1915, p.34。），聊作点缀。
    银行为“发达中国实业”，也的确下了一番功夫。在其成立的当年10月，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熊希龄就向银行签订了1.5 亿法郎的借款合同，名义上是“专为兴办国家实业与建造公共工程之用”，具体地说，就是“建造浦口商埠”（注：《实业五厘金币借款合同》第4款，参阅《旧约章》第2 册，第930-931页。）。但是， 浦口商埠督办提用之款不过1200万法郎，而财政部挪作他用的提款却达4200万法郎。当初和法方密谈设立银行计划的中方代表就是财政总长自己，那么中国附股银行资金之所来自，也就不难按图索骥了。事实上，不仅中方的股本来自中法实业银行的借款，就是历年偿付这笔借款的利息，也是从中法实业银行借来的（注：参阅《近代中国外债史统计资料》，第154-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