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业银行的“约规”，专设“役员及重役会”一章，规定“本银行设总理一人、专务理事一人”，“总理为中华民国人，专务理事为日本人”，“专务理事辅佐总理，专管本银行之日常业务”。“约规”的“附则”又特别书明，“各行经理，原则以华人为正，日人为副；但有时亦得以日人为正，华人为副”（注：《旧约章》第2册，第1276、1278页。）。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日本人在玩障眼法。表面上是中方掌权，实际上夹带了日方掌权的私货。因为专务理事既“专管本银行之日常业务”，就可以通过“辅佐”架空总理；而各行经理“亦得以日人为正”，就暗示“原则以华人为正”这句话不能当真。然而身为第一任总理的陆宗舆却沾沾自喜，说什么汇业银行“其资本虽双方各半，而法律受裁于中国，大权一归于总理。华方有总理，日方只有理事而无协理。营业之行长，专定为华人，而日人只为其副”。他甚至谓“此实为中外合办银行之创例”（注：陆宗舆：《段祺瑞的参战和借款》， 《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1期，第178页。重点号为引者所加。）。
    随着北洋政府垮台， 中华汇业银行也在1928 年底宣布“休业”（注：《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第110页。）。
    继中华汇业银行而起的是1920年出现的中华懋业银行。
    中华懋业银行是美国以合办的形式在中国开办的第一家银行。它距上述未曾实现的米建威计划有33年之久的悠悠岁月，但却继承了米建威计划的传统。在米建威之前，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J.R.Young ）与李鸿章之间，就有过中美合办银行的酝酿（注：Herald, 1887年8月12日，p.186。）。 而中华懋业银行的建立，则直接得到美国公使芮恩施（P.S.Reinsch）的参与和指导。 如果说米建威的计划是杨约翰建议的“再版”（注：Herald, 1887年8月12日，p.186。），那么， 中华懋业银行则是接受了芮恩施“政治激情的哺育”（注：King, Vol. III , p. 83.）。
    这家银行的美国发起者是以尊重中国主权、强调双方平等、祛除官方色彩、发展民间交往自任的。它自称是首先在中国注册、“依据中国法律进行活动”的中外合办企业（注：F. E. Lee, Currency, Banking, and Finance inChina, Washington, 1926, p. 86.）。它的资本最初定为1000 万美元，先收一半。1923年后又改为1000万中国通用的银元，先收750 万（注：F. E. Lee, Currency, Banking, and Finance inChina, pp. 86, 186;Maguire, The China StockandShareHandbook,1926 p. 59;《大公报》1927年2月7日。）。中方股份不得少于一半。公司董事会11名董事，中方占6名，居多数。中方董事任总理，美方董事任第一协理（注：F. E. Lee, Currency,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 pp. 86-87, 185.）。 所有这些显然都在刻意表明银行对中国法律和中方权益的尊重。
    银行成立之初，英文名称为Bank of Commerce,China，成立不久，即改称The Chinese-American Bank of Commerce。如果说，按前一名称，中文可译为中华懋业银行，那么，按后一名称，则应译为中美懋业银行。由China到Chinese-American，显然是要打出“合办”的招牌，而保留“中华”字样，则又显示“尊重中国主权”的寓意（注：N. H. Pugach: KeepingAnIdeaAlive: TheEstablishment of a Sino-American Bank,1910 -1920,BusinessHistory Review, 1982, No. 2, pp. 276, 288.）。
    银行开业于1920年2月6日（注：Business History Review, 1982, No. 2, p. 288.）。总行原设北京， 其后又决定移往上海。其所以如此，为的是“使银行少受政治方面的需索，以便更自由地进行纯商业性质的营业活动”（注：F. E. Lee, Currency, Banking,and Finance in China, pp. 183, 87.）。
    然而，这些平等、超然的友善姿态和事实真相并不都能吻合。例如，银行章程虽然规定总理由中方担任，但实际上是由美方协理总揽大权，名为协理，实为总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银行的两任美国协理，一个是英美烟公司驻华经理托马斯（J.A.Thomas），一个是曾经内定为中国烟酒税署会办的卫家立（C.L.L.Williams）。两位协理都与卷烟搭上关系，这不是偶然的。原来在银行筹备过程中，作为银行重要台柱的太平洋拓业公司（Pacif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注：银行5名美方董事之一的白鲁斯（E. B. Bruce ）就是太平洋拓业公司的总理。参阅Business History Review, 1982, No. 2,p. 280。）就曾借提供贷款之机，企图通过烟酒税收的抵押把持中国政府的烟酒税务。这项贷款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由美国人担任烟酒税署的稽核会办，而内定充当这一角色的就是这位在美国驻华领事馆任职长达15年之久的卫家立（注：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UnitedStates, 1919, pp. 505-552；经济研究所藏日文档案，97／252； 参阅《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146页。）。至于托马斯的英美烟公司，在中国也有近20 年的历史，销售机构遍及中国内地。由他来担任银行协理，可以说是顺理成章，既可借英美烟的销售网扩大银行的营业范围，又可借银行对烟税的控制，方便英美烟的经营。这些设想和安排，显示了名义上的协理在银行中处于实质上的总理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