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东惠通和中华汇理之外，还有一些未曾实现的计划和酝酿，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外“合作”的强劲势头。
    90年代末，香港出现了一家计划中的中国抵押放款公司（TheChina Provident Loan & Mortgage Co.）。这家公司资本定为100 万港元。它的业务和大东惠通有近似之处，即一般银行未曾大规模插手的信托投资业务。它竭力渲染公司的美妙前景：“不但对中国的顾客带来福音，而且也给银行的投资者带来好处”（注：Herald, 1898年3月7日，p.354。）。公司的6 名发起董事中外各半。它的存在只是像闪电一样亮了一下，但是“中国人对这个计划作了最自然而又全力的支持”（注：Herald, 1898年3月7日，p.354。）。
    进入90年代末，当外国势力向内地延伸之时，外国银行进入内地的呼声也随之日趋高涨。长江上游的川江通航以后，重庆设立外国银行的呼声就甚嚣尘上。1899年上海《字林西报》的重庆通讯员报导说：“这个口岸和上海银行有联系的人，过去一段时期大赚其钱。无论是本地和外国银行的汇票，都非常吃香。在这样一个时机，显然需要一家外国银行来满足这一要求。”（注：转见Herald, 1899年1月23日，p.114。）可以想像，如果这一步走成功，中外“合作”的局面不久就会出现，中国股东也就会呼之即出。因为“这个口岸和上海银行有联系的人”，显然包括中国商人在内。
    也应看到，在新的中外合办银行兴起的同时，原有外国银行中的华商附股活动不但没有消歇，而且还有所扩展，华股地位也有所上升。 80年代起，在老一代的外国银行中，华商附股已不仅限于汇丰。 就现在所能看到的材料而言，有利银行也开始有华商附股的记录，有的华商还成为银行重要股东（注：The Chronicle and Directory forChina, Japanandthe Philippine（以下简称Chronicle），Hongkong, 1880, p. 207.）。而这时汇丰银行的华股股东，有的也担任了股东大会的代表（注：Herald, 1881年3月1日，p.207，1890年6月6日。）。至于小额股票的持有者，更是为数众多。 1892年，当第一个进入中国的丽如银行倒闭清理的时候， 人们发现上海一地有不少小额股票持有人，他们和银行的小额存款者同样处于终日不知所措的境地（注：Daily News,1892年6月13日，P.539。）。而在汇丰银行中，持股1-5份的中国股东也相当普遍，他们多是银行洋行买办，或是中国海关监督治下的官员（注：King, Vol. I, p. 135.）。
    由实质上的华商附股到形式上的中外合办，终19世纪之世，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带有历史必然性的过程，但又是一个现象参差、进退复杂的过程。
    二、由民间到官方
    中外合办银行的高潮，是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年，特别是在民国成立以后的北洋政府时期。这一时期中外合办银行的一个特点，是由民间出面到官方出面的转向。这一类型银行的首创者，是1896年进入中国的华俄道胜银行。
    然而，在这个正幕之前也有一个序幕。它的主角是后起的美国资本全力构筑而最终未能实现的华美银行。
    美国银行资本在中国的活动，迟至19世纪80年代方才开始试探，比它的欧洲同行落后了整整40年。然而，它不来则已，一来就显示了强大的声势。作为开路先锋的1887年华美银行计划，刚一开场就给人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
    这个计划的发起者是美籍波兰人米建威（注：Herald, 1887年8月5日，p.154。）（Count EnqeneStanislow kostka de Mitkiewicz，另有译为米记维或弥坚地），他的背后是美国费城的资本家，而他所要合作的对象，却不是像以往那样来自中国的商人层，而是以李鸿章为首的官场显要。和李鸿章一样，他头上也顶着一个伯爵的头衔。来中国的前一年，他已经早和李鸿章通了声气。他从中国驻美公使张荫桓那里探知李鸿章有开办银行的打算，便马上通过张荫桓把一份美国新式银行章程的“精本”献给了李鸿章（注：张荫桓：《三洲日记》，光绪十二年五月三十日，1896年印。）。正是由于这个章程，米建威和李鸿章发生了联系。1887年，他来到中国，陆续会晤了李鸿章和他手下的一批大小官僚，如周馥、盛宣怀、罗丰禄以及马建常和马建忠兄弟等人（注：Herald, 1887年8月5日，p.154。），提出了他的银行计划。他在天津只停了6个星期， 据说就得到李鸿章和其他官员的“信任和尊敬”（注：Herald, 1887年10月13日，p.406。）。这个计划很顺利地取得了李鸿章的同意。7月，他回到美国， 为实现他的计划进行紧张的活动。在李鸿章的代表马建常和驻美公使张荫桓的配合下，他的计划吸引了美国东部金融业中心费城的金融资本家--白银集团（Silver Ring）的注意， 甚至美国助理国务卿包特（Porter）也打算辞职来担任银行董事（注：Herald, 1887年10月13日，p.406。）。其声势之煊赫一时，可以想见。
    这个计划中的金融机构， 最初定名为国家和国际混合银行（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malgamated Bank）（注：Herald, 1887年8月5日，p.142。），后来改称华美银行（American Chinese Bank）（注：Herald, 1887年8月12日，p.186。）。 它“将分设在中国所有的政治和商业中心和所有对中国发生政治和商业联系的外国城市”（注：Herald, 1887年8月5日，p.154。）。它的第一步是在天津设立总行，然后在上海和美国的费城、英国的伦敦设立分行（注：London and China Express（以下简称Express），1887 年9月23日，p. 937；Herald, 1887年10月13日，p.406。）。“以后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只要银行认为能够满足政府和人民的需要，都可设立分行”（银行章程第4条）（注：Herald, 1887年10月13日，p.406。 以后凡见于银行章程者，均同此来源，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