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利银行（Bank of China ）也是以英商为主体的上海七家大洋行组建的。它们无一不是中国贸易场中的老手（注：它们是鲁鳞行（W. Pustau&Co. ）、 顺章行（FramjeeHormusjee & Co.）、同孚行（Olyphant & Co.）、立德行（Little&Co.）、元芳行（Thorne Brother & Co.）、复升行（Chapman King& Co.）和履泰行（D.Reid & Co.）。参阅Daily News 1872年1月17日，p.49；《申报》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二日、五月二十三日、六月十三日；《上海新报》1872年1月30日。）。例如立德行的立德（A.J.Little）和立德禄（R.N.Little）兄弟，都是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经进入中国经营丝茶出口贸易的英国商人，至70年代，在“以产品作抵押放款给中国人的活动中积有丰富的经验”（注：Daily News, 1873年3月1日，p.235。）。这些洋行资本充足，银行预备筹集的250万两的额定资本并非难于筹措，但是， 他们却特别看中了中国方面的资本。在1872年1 月间银行临时委员会的报告中这样写道：“上海和香港其他公司的成功，以及大量货币寻求投资的迹象，增强了我们对本银行的股份即认足的信心。许多有势力的本地商人已经愿意出面担任这个企业的积极发起者和支持者，从而本会把中国方面的财力看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整体。”（注：Daily News, 1872年1月17日，p.49。）
    接着香港的传媒透露：香港方面也组成了一个临时委员会，由两个有地位的中国商人和三家洋行的代表共同组成（注：Herald, 1872年2月1日，p.93。）。有人估计，银行股票的认购额将三倍于股票的发行额。因为当时“单是在香港和上海的［外国银行］存款，就超过了100万两”（注：Daily News, 1872年2月7日，p.123。）。 这些估计看来就是针对“中国方面的财力”而言的。
    银行的招股工作，最初进行得颇为顺利。5月间有消息说：预计8月31日所有股份就要全部收齐（注：Herald, 1872年5月11日，p.362。）。但是在以后招股的过程中，银行却遇到了立法上的困难，终于流产了。
    从筹办到流产不足8个月的华利银行， 它的名字当时曾被认为是一个“不吉利的预兆”（注：Daily News,1872年7月17日，p.59。）。因为在此之前7年， 一家资本来自印度孟买的英国皇家中国银行（Royal Bank of China ）也曾有进入香港的计划，却被汇丰银行抢先一步而终于撤退。两家银行的英文名称相同也许是一个偶然，但是，两个银行都不能立足于为汇丰所独占的香港，则有它的必然性（注：King, Vol.I.pp. 198-199.）。
    尽管如此，中外合办银行的进程并没有因此而中止。从另一方面看，这一进程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1882年夏，正当汇丰银行酝酿增资之际，上海金融界中又流传一条消息：大量利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买办资本的另一家“中国银行”正在筹备之中（注：King, Vol. I, p.304.）。这一传闻引起了汇丰银行的特别关注。因为如果确有其事，汇丰吸收中国人的资本以增资的目的就要受到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出，这家第三次以“中国银行”名称出现的银行，虽然没有正式采用中外合办的名义，但它是1872年流产的华利银行的继续，是在情理之中的。
    汇丰银行庆幸第三家“中国银行”流产，但却阻挡不住合办银行这一进程的继续。1890-1891年两年之间，又有两家中外合办的银行--大东惠通和中华汇理接连出现。饶有兴味的是：这两家银行的发起人和主持者，都是汇丰银行董事会的骨干（注：King, Vol. I, pp. 400-406.）。他们另立山头，在招引华股方面多少有与汇丰较劲的意思（注：F. H. H. King ed, Eastern Banking, London, 1983, p. 62.）。
    大东惠通虽然没有公开宣布要把“中国方面的财力看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整体”，但是实际上“本地人”的资本在其中占据最主要的地位。1890年1月，大东惠通的招股简章刚到上海， 申请入股的人早已翘首而望。“如果详细的条例一到，入股的大潮势必盖过汇丰银行”增资的号召力（注：Herald, 1890年1月17日。）。1891年，当大东惠通第一次增资的时候，新股在上海一地很快就被超额认购（注：Herald, 1891年3月26日。）。等到1893年银行要求再次加缴资本的时候，中国股东的实力已经增强到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的程度。从反对加缴资本的中国股东李贯之等人口中，我们知道这时在银行的股本中，中国股东所占“已及其半，共计血本五十万两有零”（注：《申报》1893年12月28日。）。有人甚至说中国人占去了十分之八，“洋董只握有少数几张股票”（注：Herald, 1893年12月15日，p.961。）。而在银行董事长凯锡（William Keswick）的正式报告中， 中国股东的股份实际上是52600股，占了一半以上（注：Herald, 1895年1月18日，p.84。）。显然， 中国方面的财力在外国银行中构成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整体”，是从大东惠通开始的。
    到中华汇理银行成立时，形势又向前发展了一步。这家银行之所以成立，据说就是由于“中国有实力的金融家希望他们的金融活动和外界取得更加密切的联系”（注：Daily News, 1891年9月8日，p.239。）。有的人甚至把这种“中西合作”归结为中国商人“要求有他们自己的银行”。因为“这种银行比纯粹的外国银行要更加真正符合他们的利益”，而外国洋行的参预，不过是“应香港和通商口岸的中国人领袖的请求”（注：Baster, The International Banks, p. 177.）。外国资本竟成为中国商人牟求利益的工具，这当然是颠倒事实。但是中国商人企求通过这种“合作”去牟求自己的利益，则是符合客观历史的发展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