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毅然实施开放政策，在其视为“发祥之地”的东北三省，于既有的“条约口岸”之外，自辟商埠十六处。此举对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鉴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缺乏专门研究，作者拾遗补阙，草成此文，希望于东北近代经济史研究，能有些微裨益。
    一
    东三省“自开商埠”是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援据中、日双方所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实施的。但东三省筹议主动开埠，则略早于此。我们虽不必采拮陈说，将光绪元年（1875年）“开放”的三姓、拉哈苏苏两个口岸列为自开商埠，从而将东三省筹议自开商埠之时间大大推前，但根据史料，却至少可以将筹议时间上溯到庚、辛之际。庚子年间，义和团运动发展得难以收束，各国组成联军，进行武装干涉。沙俄遂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出兵东北，占据黑、吉、辽三省要津。以后，为收回东三省，清政府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采取了诸多举措，可谓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将东北“全行开放”即为斯时对付俄国侵略的一项举措。参与筹议此事者有张之洞、刘坤一、王之春、伍廷芳等人。
    1901年3月21日，当杨儒为收回东三省而与俄使紧张谈判之时， 张之洞痛感“中国不亡于八国之环攻，而亡于一俄之作俑”，提出救急三策，其中一策即主动开埠。张之洞说：
    中国无利益与各国，各国断不能用实力相助，今拟有一办法，于我及各国均有大益，莫如将东三省全行开放，令地球各国开门任便通商，所有矿务工商杂居各项利益，俱准各国人任便公享，我收其税，西语谓之开门通商。即密告英、日、美、德各国，如肯为我切实助力，我即以此酬之，各国必然欣允，力驳满洲不允他国均沾路矿工商利益之条。查东三省有土地荒阔，物产最富，凡（及）矿务工商诸利，若不招外国人开辟，中国资本人材断难兴办。国势贫困如此，而地利坐弃，安望富强？此条如开，于中国兴利亦大有益，而从此俄人独吞满洲之计永远禁绝矣。洞前奏所谓中国一线生机，惟恃“各国牵制”四字者即指此。 〔1〕
    由于交还东三省的谈判取得进展，中、俄双方在1902年4 月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分三期撤离东北，沙俄借庚子事变占领东三省的计划破产，中国此一阶段“拒俄”之目的业已达到，因而作为“拒俄”手段的“自开商埠”，也就暂时束之高阁，没有下文。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东北开埠事被再度提起。日俄战争系日、俄两国为争夺中国东北而挑起，战场就在清朝统治者视为“祖宗发祥之地”的东北。这场战争使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统治者不得不熟筹因应之策。
    1905年夏，俄国因水陆两战皆败，无以续战，乃决定接受美国总统罗斯福之调解，与日本议和，战争因此接近尾声。为筹善后，东北开埠事正式提上清朝统治者的议程。
    以上述主张为张本，清廷在同年底与日本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时，终于确定开放东北，并将此意写入条约“附约”第一款。其具体条文为：“中国政府应允俟日俄两国军队撤退后，从速将下列各地方，中国自行开埠通商：奉天省内之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子江、法库门；吉林省内之长春（即宽城子）、吉林省城、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黑龙江省内之齐齐哈尔、海拉尔、爱珲、满洲里。”〔2〕此番决定“自开”之商埠，计奉天六处，吉林六处， 黑龙江四处，三省合计凡十六处。一次决定开放十六处商埠，诚如彭雨新先生所言，斯乃“东北从来未有的大开放”〔3〕。
    二
    1907年，受命担任东三省第一任总督的徐世昌前往辖区考察。考察事毕，徐氏给朝廷上《密陈考察东三省情形折》，该折所附东三省考察报告，提供了一些关于东北地区自开商埠的事实，虽甚粗疏，但参以其他资料，亦可悉其大略。
    关于奉天，考察报告对六处自开商埠均曾提及。省城开埠事已经着手经办。“已在关西勘有地段”，各国领事除英美外，均未至省。租界尚未营建。“商务以美（国）为大”。日本则着力经营服务业，“商铺客寓饭馆妓寮浴堂，无一不具”。凤凰城、铁岭、通子江、法库门商埠亦依约“自开”。在凤凰城，日人在战后已强买民地万余亩，作为市场。租界也已由各国“预定”，但中国方面却“布置毫无”。铁岭与法库门、同江一样，素为商务殷盛、货物云集之所，“商埠地段，现拟在该县西门外勘设，计东西长二里许，南北宽一里许，现在已有日本工商三百余户，约共一千四百余人”。同江虽系中日新约订明由中国“自开”之商埠，但商场界址“尚未勘定”。推原其故，实因中东铁路开通后，黑、吉两省之出口货物，多由铁路转输，未当交通孔道之同江自难免商务凋敝，每况愈下。法库门本系“边墙十一门之一”，地当蒙古冲要，市廛尚繁。“商埠地段拟在南街外勘设”，该处地势平坦，无民舍，亦无外人预设之租界地段。新民自乙巳日本驻军以来，一直由日人控制。“商埠地段业经勘定”；“民殷土沃，商货辐辏，洵为全辽中权要害，此新民之大略情形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