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10年希庇亚斯被逐之后，雅典的贵族党在与民主党的斗争中败北，于是民主党的领袖克利斯提尼执政，并进行了著名的克利斯提尼改革。克利斯提尼的各项改革措施（如建立10个新选区或曰地域部落、以500人会议代替400人会议、设立十将军委员会、制定贝壳放逐法）因彻底清除了雅典氏族制度的残余，因之成为奴隶主民主政治在雅典得以确立的标志。
    公元前5世纪90至80年代，雅典的党争主要发生在以地米斯托克利为首的过激民主党与以亚里斯泰德为首的温和民主党之间。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的党争最为剧烈：以厄菲阿尔特和伯里克利为首的民主党，经过10多年的艰苦斗争甚至流血牺牲，终于战胜了以西门和修昔的底斯（非历史学家）为首的贵族党，使奴隶主民主政治在雅典不断发展、巩固以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从以上史实不难看出，在雅典国家形成与巩固过程中所曾发生过的一系列变革--如梭伦改革、庇西特拉图执政、克利斯提尼改革、地米斯托克利改革、厄菲阿尔特改革和伯里克利改革等，虽然归根到底是雅典奴隶制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它们同时亦毫无例外地属于雅典党争的范畴，可视为各个时期党争的产物。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形成和发展既与这些变革息息相关，因此与党争之间也就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伯里克利当政的15年间，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进入自己的“黄金时代”。由于民主党力量过于强大，贵族党是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不满的。党争虽未停止，但处于低潮时期。公元前429年，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第三个年头，伯里克利死于瘟疫。他的民主党随即一分为二：民主党中以尼西阿斯为首的保守派与贵族党合二为一，组成主和派，亦称寡头党；而以克里昂为首的民主党激进派则构成新的民主团体，即所谓主战派或急进民主党。寡头党力图推翻当权的急进民主党，而急进民主党则竭力压迫寡头党。但总的说来，主和派即寡头党在党争中一直处于劣势。他们虽不满于时政，却只能采取一些隐蔽的方式进行斗争。如象公元前424年伪色诺芬的《雅典政体论》，就是其中的极端分子用以抨击民主政治而以匿名方式写成的，而且它的传播又被限制在狭小圈子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克里昂死后方才有所转变。
    “尼西阿斯和约”的签订标志着主和派取得了暂时的优势。然而亚西比得的迅速崛起，使主战与主和两派的斗争围绕“战”与“和”重趋白热化。西西里远征的成行说明主战派即民主党在激烈的党争中再次占了上风。从远征西西里惨败一直到公元前404年雅典海上帝国灭亡，两派斗争犬牙交错，仍然异常激烈，而且在这一阶段的相互斗争中，双方力量均受到严重削弱，特别是民主党的元气从此大丧，以致两度出现了寡头党所建立的短暂统治。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后，希腊陷入奴隶制城邦危机之中，北面的马其顿王国则迅速崛起。受此形势的影响，雅典内部的党争始则以富豪与贫民的斗争为特点，继则以亲马其顿派与反马其顿派之斗争的形式出现，实质上仍是过去贵族党与民主党斗争之继续。这一时期的党争显然仍左右着雅典国家的政局和公民的社会生活。至于公元前337年科林斯的泛希腊会议后，雅典内部尽管仍存在着党派斗争，但因作为独立城邦的雅典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故本文从略。
    三、雅典党争的特点及历史地位
    纵观雅典城邦内部党争的全过程，可以发现：尽管每次党争的形式不同，具体内容和斗争焦点也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雅典究竟是搞民主政治，还是搞贵族寡头政治这一根本问题而展开的。这是雅典党争最突出的特点。当然，党争过程难免有不少私人争权夺利等因素参杂进去，且这些因素有时会起相当大的作用。
    雅典的党争过程长达300年之久。它不仅具有长期性，而且具有错综复杂、时起时伏、有时异常激烈诸特点。这些特点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因此，把党争归入阶级斗争的范畴，当是无疑的。
    雅典每次党争的结果，大多以放逐失败了的一方之领袖而告一段落，党争随之转入低潮，但紧接着又会有新的党争在酝酿之中。党争使雅典的社会风气不正，诡辩之风盛行，尔虞我诈，纷争不休，政局不稳定。雅典著名悲剧作家、现实主义诗人兼爱国者--欧里庇底斯曾在他的悲剧《伊翁的故事》（约公元前420-418年上演）中，把雅典比之为一个“充满恐怖”的城市。剧中的男主角用一种小心谨慎的言语解释他宁愿在达尔斐神庙过一种没有友人的奴仆生活，也不愿做一个自由人和一位王子而生活在象雅典这样的地方。⑥欧里庇底斯的描述正好反映了当时雅典社会内部党争剧烈、政治上一片混乱的情景。这种由党争引起的混乱，不仅是造成雅典远征西西里惨败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败北、雅典海上帝国灭亡，乃至后来成为马其顿治下的一个自治城市的重要因素。
    雅典的党争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伯里克利之死作为其分界线：在前期，雅典奴隶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引发了尖锐复杂的党派斗争，而党争又返过来推动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上的变革，使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逐步得到确立并臻于完善，奴隶制经济也逐渐繁荣起来；而在后期，随着奴隶制的没落，党争扮演了一个不断削弱和损害民主政治，使雅典的国力越来越弱的角色。总之，雅典的党争与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形成、发展、巩固与衰落相始终，是民主政治的助产婆、胞兄弟和腐蚀剂。这种党争对雅典城邦的盛衰和雅典海上帝国的兴起与衰亡，均曾先后起过促进和危害两种不同的作用。因此在雅典城邦的历史上，其内部的党争占有重要地位，而雅典的党争对整个希腊奴隶制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也曾起过很大影响。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99-60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李天祜：《古代希腊史》第141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版；塞尔格夫著，缪灵珠译：《古希腊史》第174-17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亚里士多德著，日知，力野译：《雅典政制》第4-5页，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
    ③⑤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09页、1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第108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⑥Gilbert Murray：《Euripides And His Age》第120页，1927.伦敦；《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第三卷第584-5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