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1828-1897）是我国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和近代报刊的创始人。他的事业开创及其历史地位的奠定都与香港密不可分。从34岁到56岁，他一生中最重要、最宝贵而且最有作为的时光是在香港渡过的。王韬在《南京条约》签订20年之后到达香港，他在那里先后居留了20多年。在喜迎香港回归祖国的今天，回顾一下王韬与香港的关系，是有意义的。
    一
    王韬生活在中国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最初阶段，他是因“黄畹上书”事件遭清政府缉捕而被迫避居香港的。
    王韬，初名利宾，字兰卿，18岁后入县学易名翰，字懒今，避居香港再改名韬，字仲弢，子潜，自号天南遁叟，晚年又曰韬园老民，1828年（清道光八年）11月10日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城外长洲之甫里村（今江苏吴县甪直镇）。“自少性情旷逸，不乐仕进，尤不喜帖括，虽勉为之，亦豪放不中绳墨”〔1〕；1846 年他参加过一次乡试，未中，此后再未投考。自云：“不佞少抱用世之志，素不喜浮夸，蹈迂谬，一惟实事求是。愤帖括之无用，年未弱冠，即弃而弗为〔2〕。”1848年2月他到上海看望在那里教书的父亲。 在上海他很有兴致地参观了使用机器印刷书籍的“墨海书馆”，结识了该馆创办人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medhurst 1796-1857），并应后者之邀， 担任墨海书馆的中文编辑，帮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并与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一起协助西方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伟烈亚力（Aiexander Wylie）等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他从事这一工作先后达13年之久。
    王韬在上海的十多年中，正是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之时。1860年，太平天国李秀成部攻占了王韬家乡苏州及苏州至上海之间的广大地区，他曾协助上海以西之诸翟地方当局组织民团抵御太平军。次年3、4月间，王韬应英国传教士艾约瑟之邀，陪伴后者及一批传教士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游历。此行他结识了一些太平天国官员，其中很可能包括太平军苏州地方长官逢天义刘肇均。1862年3 月王韬回乡探母期间，刘肇均收到一封署名为“苏福省儒士黄畹兰卿”《上总理苏福省民务逢天义刘肇均禀》，建议忠王李秀成暂缓进攻上海，“徐以图之”，而应集中兵力夺回曾国藩控制的安庆，收复九江、汉口等长江中上游重镇，然后谨慎从事，巧取上海，即用士兵乔扮市民混入城内，并用允诺免税的办法引诱船民弃上海而驶往它处，从而毁其贾市。不久，这份禀帖在上海附近王家寺的战斗中被清军缴获，并被认作极其重要的文件而送往北京。因太平天国讳“王”字，王姓一般写作“黄”或“汪”，清廷认定“黄畹兰卿”就是大逆不道的反叛者王韬。此时王韬已回上海，得到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airhead）和英国驻上海代理领事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麦都思之子）的帮助， 在上海英国领事馆躲藏四个多月。清政府要求英国公使布鲁斯（Fredricdk Bruce ）引渡王韬，上海道台则企图将其诱捕。王韬在上海无法立足，遂于1862年10月乘轮船潜逃香港。〔3〕王韬后来回忆道， 黄畹上书事“久之卒不解， 不得已航海至粤，旅居香港”。〔4〕
    二
    1862年10月4日王韬到达香港。从这时起，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 王韬在香港主要做了两件大事，并因此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是协助理雅各翻译儒家经典，向西方传布中国传统文化。
    理雅各（Legge, james 1814-1897 ）是出生于苏格兰的英国著名汉学家，1839年被伦敦布道会派往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随该院迁往香港。他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事业，著有《中国人关于神鬼的概念》（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ConcerningGodandSpirits）， 《孔子的生平和学说》（TheLifeandTeachingofConfucius），《孟子的生平和学说》（The LifeandTeachingofMencius）等书。1861年出版了英文版的《论语》、《大学》、 《中庸》和《孟子》。他计划将儒家经典都译成英文，出版28卷《中国经书》（The Chinese Classics）。王韬中学根底深厚，又曾与西方传教士长期共事，正是协助他完成这一宏伟计划的理想助手。王韬初到香港，属政治避难性质，亦只能“自此杜门削迹，一意治经”〔5〕。 他接受理雅各的邀请，协助他翻译中国古代经典达十余年之久。在王韬的帮助下，理雅各译书顺利，王韬助译之《书经》、《诗经》、《易经》、《礼记》等译本，分别作为《中国经书》的第3、第4、第26和第27-28卷先后出版，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桩盛事。它表明近代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文化亦在西传。文化交流是双向进行的。理雅各的译本迄今虽已出版一百多年，但仍被视为标准的译本，王韬为此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为了准确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王韬曾潜心研究儒家经典，写成了《皇清经解札记》24卷、《春秋左氏传集释》60卷、《春秋朔闰考》3卷、《春秋日食辩证》和《春秋至朔表》各一卷， 还著有《周易集释》、《毛诗集释》、《礼记集释》等〔6〕，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是王韬避居香港之后为中学西传和中西文化交流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为此，他曾随理雅各到英国两年多时间。
    二是创办《循环日报》，宣传变法自强思想。
    1870年王韬和理雅各回到香港。第二年王韬与黄胜（字平甫）--中国近代最早的三个留美学生之一，买下了理雅各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创办了中华印务总局，开始从事出版事业。1874年1月5日王韬创刊《循环日报》并自任主笔。这是我国最早的民办报纸之一，内容大致分为新闻、广告和杂文三类，其最大特色是在每日的“中外新闻”栏目中登载“论说”一篇，相当于今日报纸的社论，这些“论说”，多出自王韬手笔。由于在香港不受清朝政府的干预，王韬通过“论说”议论时政，介绍西学，抨击时弊，鼓吹变法，从而奠定了他在我国新闻报刊史上的先驱地位，奠定了他作为我国早期维新思想家和报刊政论家的地位。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而能长期存在并取得相当成绩的，实自这家报纸开始。容闳在上海没有完成的事业，王韬在香港完成了。”而且作为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王韬也“只是由于生活在香港，这才得以实现他办报的主张”。〔7〕
    通过《循环日报》，王韬反复宣传了“借法自强”、“变法自强”的主张。他认为，自鸦片战后中外立约通商以来，泰西各国通商中土，有如咫尺，实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固非闭关自大之时。欲采取深闭固拒的政策，必误天下苍生，只可因势利导，万无杜绝驱除之理。这种变局同时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盛可衰、可强可弱、可分可合的机遇。把握机遇，关键在变法自强。变法自强，就要向西方学习，尽取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他主张取法泰西，以富强为治民之本，要与民共其利害，同其忧乐，要扩展农业生产，发展工商交通运输，开发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其利皆公之于民。他还主张效法泰西“君民共主”之治，努力消除君民之间隔阂，不犯民、不虐民，不欺民，朝廷有大兴作，大政治，亦应先期告民，务使上下情通，君民共治。王韬大力宣传废八股，变科举，兴实学，育真才；同时主张克循条约，结好远人，不卑不亢，讲信睦邻。他强调要了解中外事故，通中外之情。作为一个力主改革的维新思维家，王韬关于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情的思想以及在公开赞成采用西方的许多政治制度方面，比其他人走得更远。1882年，王韬把他发表于《循环日报》上“多言洋务”的存稿，“稍加厘次，授诸手民”，当年在香港出版，这就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颇负盛名的《韬园文录外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