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决定将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屋及居留之用。”〔1〕这片英人居住地也就是后来所称的英租界。以此为开端， 租界在各通商口岸相继出现，它们以极其复杂的历史内容影响着中国早期现代化，构成中国近代历史运动中兼动力与阻力于一体的又一因素。
    一、“国中之国”与市政文明示范
    租界自出现之始，便挟带着强横的色彩，列强攫夺了中国对租界的统治权力，在租界建立起独立的行政、警察和司法机构，驻扎本国的正规军和其他武装。租界当局还刻意以水道、围墙、铁栅栏、木马、铁丝刺网以及持枪站岗的士兵和巡捕把租界和市区隔开，不准中国人随意出入。一个德国人描绘1866年的沙面租界说：“欧洲在沙面的殖民地成了单独一个小国家。这个小岛，还没有3000英尺长、1000英尺宽，由一条水道与城市隔开。……在这里，有欧洲人的事务所和住宅，有领事馆，有一个国际俱乐部，同一个小教堂，整个地方是一片田园风光。 ”〔2〕一首汉口竹枝词也描述道：“横沟界限任安排，划出华洋两便街，莫向雷池轻越步，须防巡捕捉官差。”〔3〕本来属于中国的领土， 却完全成了自成一体的“小国家”，这样一种“国中之国”，当然意味着对中国主权的轻蔑、践踏与严重侵害，由此激起的深沉愤懑久久回荡于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之中。
    然而，西方资本扩张的复杂历史内涵赋予租界天然的两重性：它一面侵犯中国主权，昭示了列强贪婪的侵略性，另一面又以引人瞩目的现代市政文明在封建主义的中国激起层层波澜。
    租界的现代市政文明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其一，现代化的市政建设；其二，现代化的市政管理。
    现代化的市政建设是租界的一大特色。租界为西人集居之地，他们不习惯中国旧式生活环境，着手营造西式住行条件。中国旧式居民多为传统土木结构的院落式低层建筑，西人取缔中国旧式住宅，改建独院式高级住宅和花园洋房。中国旧式道路多为土路，晴时尘土，雨则污泥，西人辟筑路形，铺土沙、碎石砖乃至铺砌小方石、大条石或浇筑混凝土，修筑起马路。西人还在租界内普遍设置了电灯、自来水与邮电通讯，这些现代公用设施是中国人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新鲜事物。
    在进行现代市政建设的同时，租界当局将西方行之有效的现代城市管理措施移植于租界内，使市政管理专门化、法制化。《申报》上一篇文章介绍当时上海租界的市政管理说：“上海各租界内，街道整齐，廊檐洁净。一切秽物亵衣，无许暴露。尘土拉杂，无许堆积。偶有遗弃秽杂等物，责成长夫巡视收拾。……街面偶有缺陷、泥泞之处，即登时督石工为之修理；炎天常有燥土飞尘之患，则当时设水车为浇洒；虑积水之淹没也，则遍处有水沟以流其恶；虑积秽之薰蒸也，则清晨纵粪担以出其垢。盖工部局之清理街衢者，正工部局之加意闾阎也。夫缺陷泥泞而后加以整治，则晴雨皆不便于行人；燥土飞尘而不润以浇洒，则徒步皆致窘于尘障；水沟偶有不通，而户内几虞积涝矣；粪担任其稍迟，而街上难禁臭浊矣。此租界之规所以定之早而禁之严也。其尤妙者，大街无许便旋，致秽气有冲人之失；浦滩不准澡浴，使乡人知裸浴之非，其意思尤为周到，其风俗尤可维持。”〔4〕
    报载：同治十一年（1872）居民王阿保等10余人，违反工部局关于挑粪过街必须加盖桶盖的规定，挑着无盖粪桶过街，经巡捕劝阻不听，被拿送会审公廨。各被拘留一天〔5〕。同年， 一位广东籍人在美国公馆门口便溺，被巡捕拿送会审公廊，会审公廨以其情节严重，“枷号三日，以示惩儆”〔6〕。对于租界当局严格的市政管理， 《申报》曾有一篇颇中肯綮的评论，文中曰：“或者人谓此种事极细微，何至受罚？不知租界地方十分洁净，其人既居租界，必知租界规矩，岂容其任意糟踏，毫不经心乎？若使听其无节，必将大众效尤，恐请净国中变成污浊世界矣。”〔7 〕其言不仅道出了租界居民对租界市政管理的理解和支持，而且透露出斐然可观的现代市民意识。
    现代化市政建设，造就了租界的迅速崛起与繁盛，上海租界所在地界“原系荒野，一望苍茫”，淤泥覆地，坟冢累累。“自西人至此，遍造楼房”，十余年间情形大变：“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棂，玻璃五色，铁栏铅瓦，玉扇铜环，其中街衢弃巷，纵横交错，久于其地者，亦易迷所向。取中华省会大镇之名，分设道里。街路甚宽广。可容三四马车并驰，地上用碎石铺平，虽久雨无泥淖之患。”〔8 〕由于租界市容整洁，“禁人小溺污秽”，“历年暑盛之际，每因时症流行，城厢内外，商民受害不少”，而“洋场一带寓居者染病似较稀”〔9〕。
    “香车宝马日纷纷，似此繁华古未闻”〔10〕。租界的巨变与繁盛，在中国人心中引起巨大的震动。郭嵩焘咸丰六年（1856）路过上海租界，大为震诧，从此对西方刮目相看。康有为光绪五年（1879）与光绪八年“薄游香港”与“道经上海”，“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11〕。孙中山虽然一再抗议和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租界，但他同时又赞扬上海租界道路宽广，街衢整洁，“实在是一个自治的模范”〔12〕。李平书目睹租界的巨大差距，心理受到强烈刺激：“吾一言通商以后之上海而为之愧，为之悲。愧则愧乎同一土地，他人踵事增华，而吾则因陋就简也；悲则悲夫同一人民，他人俯视一切，而吾则局促膝下也。要之通商以来，上海，上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相形见丑耶？”〔13〕
    思想上的震撼与落伍的时代感往往是深刻反思与新追求的开端。中国近代革命思潮的形成，虽然并非因租界刺激而起，但香港和租界里的资本主义文明，确确实实对传统世界中的中国人起有一种文化示范和思想诱发作用。
    租界的市政文明，不仅是激活近代中国变革思潮和实践的媒体之一，而且成为中国近代市政建设的模板。当时人批评中国城市的市政管理，往往比照租界立论。一位上海士绅对比租界与上海县城的市政，以极尖锐的言词指出两者间的差距：“租界马路四通，城内道途狭隘；租界异常清洁，车不扬尘，居之者几以为乐土，城内虽有清道局，然城河之水，秽气触鼻，僻静之区，坑厕接踵，较之租界，几有天壤之别。”〔14〕《中外日报》的一篇文章，谈及北京、上海的卫生状态，也以租界为比照：“今京师为首善之区，而地方之污秽亦以京师为最。……上海为通商大埠，而城内街道之秽恶，较之租界，已有天渊之殊。”〔15〕为了缩小这“天渊之殊”，上海士绅呼吁：“严派保甲随行巡行，如租界之法以治之。遇有堆积、小便等等，即予薄惩，如此一条，则保护民生免遭秽气，且街衢清洁一望可观，岂不美哉！再于此推广而行，遇崎岖之难行者则填平之，遇泥滑之易跌者则修治之，俾行路者受惠无穷。”〔16〕
    租界所在城市的地方官员亦有意识地仿效租界，改良市政。上海道与上海知县自19世纪60年代起，多次颁布由租界市政管理条例脱胎而出的有关规定，要求市民遵守。袁世凯在天津建立中国第一支巡警队伍并成立工程局和卫生局，亦是借鉴“天津临时政府”的城市控制管理经验和天津租界的市政管理方法。他们的努力和实绩，虽然看来细微而不足道，但同样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基本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