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在军事上平定太平天国的同时，对因战争打乱的晚清文化秩序亦进行了重建。本文从社会风化的维系、教育、图书出版业的建设、儒学的会通这几个层面，探析了湘军的作为。并指出湘军为维护儒学正统地位所做的工作，为战后社会秩序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一、礼治——文化秩序的核心
    1853年，曾国藩率湘军出发伊始，颁布了昭著的《讨粤匪檄》，痛数太平军崇洋教、弃孔经、毁名教、弃人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曾国藩把大清的危亡和“名教之奇变”联在一起，把孔孟之道和清朝统治联在一起。这说明，传统的儒学是封建地主阶级维护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维护、恢复、巩固儒学的“一尊”地位，就是湘军重建晚清文化秩序的实质所在。
    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在文化领域里就高举起反对儒家文化的大旗。认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穷孔丘教人之书多错。”（注：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下文简称丛刊本）《太平天国》第二册，第635页。）甚至洪秀全编造了孔丘在上帝面前挨罚的神话故事。起义后，太平军所到之处，既毁孔庙又拆寺院（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同时，天王又下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说”，下令“凡一切孔孟诸子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注：《太平天国》第一册（丛刊本）第313页。）太平天国并且言必有果，采取了行动。毁书的情况从当时一首乐府诗中可见一斑，“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用火烧，烧之不及用水浇”（注：《太平天国》第三册（丛刊本）第232页。）。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其失当之处自不待言，然肯定的是，太平天国革命沉重打击了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精神支柱的儒学。
    在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下，晚清统治“大局糜烂”，腐朽、黑暗的政治使得湘军把儒家的礼治教化问题提到突出的地位。曾国藩在出军之初就申述道，“自唐虞三代以来，历史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遂以“血性”、“忠信”、“卫吾道”号召人们为恢复被太平军破坏的封建纲常礼教去“浩然捐生”，“以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3页。）因此，湘军在挥舞刑杖与屠刀对起义农民大力镇压的同时，呼吁重视教化，把推行“礼治”作为挽救时局，医治人心的治本之方。曾国藩认为“将欲黜匿而反经，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礼而已矣”（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37页。），“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58页。），推行礼治，“浇风可使之淳，敝俗可使之兴”（注：郭嵩焘《曾文正公墓志铭》，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因此湘军集团提出“学礼宜急”（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岳麓书社，第260页。），主张“天下郡县牧民之吏，应把“日教民以孝悌仁义之经”（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75页。）作为首要任务。如果整个社会人人按三纲五常立身行事，遵“礼”守“法”，那么统治危机自然消弥，封建秩序就安然无恙了。恢复和巩固封建礼治，就是湘军重建晚清文化秩序的核心内容。
    二、社会风化的维系
    社会风化对于社会的稳定起着独特的作用。湘军在收复过程中，重视社会风化，竭力宣扬封建的忠孝节义等道德观念。首先是设忠义局或节义局，修忠义录。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以后，即于咸丰十年(1858)七月于行营设立忠义局，委派陈艾等人随时采访。曾国藩“随时具奏，请建总祠总坊。其死事尤烈者，另建专祠专坊，”其目的在于“以慰忠魄而维风化”（注：《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197页。）。从咸丰十年(1858)七月到同治四年(1865)正月，曾国藩前后共二十一次上“忠义”案请恤折”，除第一次外，每上一折，都附一册褒忠录，其褒奖的都是那些为清廷尽忠尽节的“官绅士女”，认为这些人“洵足为乡闾矜式”（注：《曾国藩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179页。），要求清廷对之加以旌恤，这样，“实足维风教而励人心”（注：《曾国藩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178页。）。胡林翼“因恐忠义之迹，历久湮没，无以劝臣节而正人心”（注：《胡林翼全集》上，大东书局，第122页。），便在军营中设立节义局，并令各地方官绅，调查随时详办。其目的“正于表彰忠孝之中，隐示维持名教之道，使正气获伸于天壤，则大义益炳如日星。”（注：《胡林翼全集》上，大东书局，第122页。）其中仅在安顺一年多，胡林翼就“搜辑节孝八百余人，汇报请旌，建总坊通衔”（注：《胡林翼全集》上，大东书局，第142页。）。胡林翼设节义局，采访忠义，与曾国藩不谋而合，其上疏达十七案。沈宝桢在任江西巡抚期间，亦多次要求清廷对那些为清王朝尽忠尽节的人旌恤。他们这样做，为的是正人心，褒励忠节以维持恒古不变的封建纲常，从褒贬取向上起到社会教化的作用。
    其次，湘军为战场上丧命的官兵广建昭忠祠、忠义祠及个人专祠。咸丰十一年(1859)湘军攻克天京后，“设工程局，委员监督工役，次第修复学宫及群祀祠宇”（注：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九。）。他们将在战场上阵亡的将领弁勇，分别正祀、附祀，刊刻木主，依次列入，并令地方官春秋两季致祭。在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里被彪炳的160多位清人，几乎每人都有专祠，有的湘军将领甚至在其家乡、战斗过的地方有两三个专祠。著名的湘军昭忠祠有“湖口楚军水师昭忠祠”，“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湘乡昭忠祠”，“金陵楚军水师昭忠祠”等。曾国藩为上述著名的昭忠祠一一作记，哀文之中，曾国藩认为是忠信仁义道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嗟我湘人，锐师东讨；非秘非奇，忠义是宝”（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01页。），“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04页。）。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广建忠义祠，以期能有今天意义上的纪念馆、纪念碑的那种教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