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后,内外交困的清朝政府对其经济政策作了调整。根据“中外臣工”的意见,清政府表示:“惟以蠲除积习力行实政为先。”“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新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主办。至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查荒田、汰除冗员各节,但能破除情面,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1 〕核心是“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这是甲午战后清政府基本的经济政策,也是贯穿清末的经济政策的目标与导向〔2〕。 一、国家资本的维持、改造与扩张 政策变化的内容之一,是维持和改造原有的企业,同时向新领域扩张国家资本。 首先,对官办军用工业,主要是维持与扩充并进。 甲午战后,军工生产是“筹饷练兵”的重要一环,是作为“急务”之一来对待的。此时,清政府采取了维持与扩充并进的措施。所谓维持,是延续旧的经营管理机制,略加整顿之后,继续开工生产。所谓扩充,既有原有企业的规模扩大,也包括新建一些企业。整个看来,旧的体制并无多大变化。 当然,朝臣之中,有人也有一些新的设想。胡燏棻有“令民间自为讲求”,“托民厂包办包用”之议〔3〕; 给事中褚成博也主张将各省船械机器等局招商劝办〔4〕。 清政府根据户部“仿照西例,改归商办”的议复,谕令将原有局厂“招商承办”,要求有关省份的督抚派人赴海外招徕华商,“该商人如果情愿承办,或将旧有局厂令其纳赀认充,或于官厂之外,另集股本,择地建厂。一切仿照西例,商总其事,官为保护。若商力稍有不足,亦可借官款维持”〔5〕。 乍一看,似乎军用工业都可交由商办。实则不然。从实际措施来看,武器制造这部分的生产经营方式,仍是完全官办的老办法,靠增加经费投入来维持,毫无“变计”可言。主张“多设局厂”自造军火的张之洞,一面为朝廷出谋划策,一面身体力行,对他“竭力经营”若干年的湖北枪炮厂,制订了一个扩充计划。核心是增加常年经费,引进德国技术设备。仗着甲午战后他地位的上升,力求解决数年来“经费有限,力量未充”的难题,要求朝廷允许他“由江南筹款,再加开拓”〔6〕。 经他争取,湖北枪炮厂的常年经费便增加到75至76万银两之多,逐步发展为中国最大的军工厂。它是清政府的维持与扩充措施中较为成功的一例。但此时清政府财政已困窘至极,无力加大投入,加之生产经营方式一成不变,军火生产无论是维持还是扩充,都困难重重。其他一些老的局厂,规模的扩充都很有限,更无论新建的几家军工企业了。 当然,在“整顿”之中,也有过“招商承办”的尝试。例如,闽浙总督边宝泉曾会同两广总督谭钟麟奏请将福州船政局招商承办。但因各种原因,招商的设想并未落实。御史陈璧建议“为船政开自然之利”,开煤铁矿,铸造洋钱,设招商局,兼造民用品,搞商品化经营〔7〕。 但在官办体制下,商品化经营的成效并不明显。 其次,对官办、官督商办形式的民用企业,清政府在维持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整顿、改造措施。 清政府曾用招商承办的措施来改造和维持困难重重的洋务企业。甲午之后较有影响的举动有汉阳铁厂交由盛宣怀承办。从汉阳铁厂招商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招商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投资方面的严重困难(因“户部必不拨款”,“罗掘已穷”)。而承办商盛宣怀“并无如许巨款”,他的如意算盘是“铁路若归鄂办,则铁有销路,炼铁之本,可于铁路经费内挹注”。当清廷命王文韶、张之洞督办芦汉铁路时,盛氏立即“甚踊跃”地表示“愿招商承办”〔8〕。 拿计划中的铁路作他个人承办铁厂的“信用”,再拿承办铁厂来染指计划中的铁路,以空对空。这种“招商”,并没有招来了多少私人资本,却招来了一堆后患。最明显的是,并无多少资本的盛氏,以不断向日本借债度日,使后来的汉冶萍公司一步步落入日本资本的魔掌。而标榜恤商惠工、官为保护的清政府,对这么一家重要的企业落入外人控制的严重之事,竟无动于衷!另一家老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在这一时期中,清政府不但没有采取任何资助、维持的措施,相反,却增加了对招商局的勒索。 第三,国家资本向银行金融领域的扩张,这是甲午战后值得注意的一大“变计”。 1897年10月,盛宣怀奏请仿办银行〔9〕。此时他已将铁厂、 铁路抓在手中,以“今因铁厂不能不办铁路, 又因铁路不能不办银行”〔10〕为由,不失时机地向银行伸手。这样,清廷于11 月“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力兴办,以收利权”〔11〕。半年之后,即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总行在上海开业。 实行的基本上是官督商办的组织形式,得到清政府不少的“护持”。如拨存生息公款200万两(该行本金共500万两);要求京外拨解之款交该行汇兑;公中备用之款交该行生息〔12〕。不过,既然有商股,该行经营方式还是想与西式银行惯例合拍。“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参酌之……除却官场习气”。 可见,甲午之后,国家资本并未收缩,而是有所扩张。尤其是向金融银行领域的扩张,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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